及时预防垄断，有利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有意思的是，唯品会此前主张，自身是“二选一”的受害者。

2019年11月，拼多多、唯品会两大电商向北京高院提出申请，请求以第三人身份加入著名的京东诉天猫“二选一”的诉讼。

此前，京东起诉天猫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索赔10亿元。作为“腾讯系”的唯品会、拼多多申请加入诉讼的理由高度一致，两家电商认为，两公司也是天猫的竞争对手，且在同一相关市场，也受到“二选一”影响。因此，京东起诉天猫的判决结果，将对两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据公开资料，早在2014年3月10日，腾讯与京东联合宣布腾讯入股京东15%，成为其重要股东。京东的2018年年报显示，腾讯持股17.8%，为第一大股东，刘强东持股15.4%，为第二大股东。近年来，腾讯又分别入股拼多多、唯品会等电商平台。2017年12月，唯品会发布公告，称腾讯和京东以现金形式向唯品会投资总计约8.63亿美元，交易完成后，腾讯和京东分别持有唯品会7%和5.5%的股份。拼多多2018年年报显示，腾讯持股16.9%，为第二大股东。

于是，三大“腾讯系”电商京东、拼多多、唯品会抱团，意图就“二选一”争议在司法层面上围攻“阿里系”天猫。

表面看似一些公司的捉对厮杀，背后实际上是派系间的互相攻伐，以及利用攻伐对新生势力进行收编的过程。

中国互联网十几年高速发展中，已经出现行业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苗头。

《新财富》杂志本月公布的中国前30大手机应用中，有七成都来自阿里和腾讯。“腾讯系”应用每月活跃用户共计57.37亿人次，“阿里系”则为31.28亿人次。华西证券研究所的统计显示，中国互联网的“BAT”（百度、阿里、腾讯）三足鼎立的局面，已随着阿里和腾讯的快速扩张，演变为“AT”二分天下。去年阿里的营收达到5000亿元，腾讯接近4000亿元，而百度还停留在1000亿元级别。

现在出台互联网反垄断措施正是时候，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原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学院院长白士泮对媒体表示，如果等到中国互联网公司像谷歌和脸书一样“大到不能倒”时才进行限制，就为时已晚，在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初期，政府一直采取较为宽松的监管姿态，从而促成阿里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的快速崛起。

“现在互联网企业的翅膀硬了，风险大了，是时候把它们关到笼子里”，白士泮说，“如果各个互联网经济领域的龙头企业数量能增至四到六家，每家占据的市场份额不超过25%，是相对健康的发展局面。”

这与许春明教授的观察有重合，对于垄断现象，他认同应该提前治理而非事后打击的观点，并向观察者网进一步表示，今天中国互联网行业事实上出现了寡头化趋势，确实到了必须加强监管的时刻。快速发展中的包容本身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先鼓励快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加强规范和监管。现在互联网的头部经营者已经具备了技术优势、数据优势、流量优势，这种优势甚至已经超越了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如果对其不加强监管，那就会导致互联网权力的过分集中，这将不利于互联网的发展。

现在出现的强制“二选一”也好，“大数据杀熟”和“定向推送”也好，都是源于数据的过度集中化和独占性，才会有损害消费者利益。现在在有关的文件当中也很清楚地提出，要形成政府、平台、商家、个人多方诚信共治的互联网治理格局，做到技术和数据的共享，首先要做到的是平台跟政府的数据共享，再逐步做到平台和平台之间的数据共享。

观察近年来中国的立法进程，也能看到明显的迹象。除了《民法典》以外，我们的立法的重点都在互联网领域，无论是知识产权领域成立了互联网法院，还是产品质量，消费者保护，电子商务，个人数据保护等等，都是针对互联网领域，还包括刑法的几次修正案，关注的也是互联网犯罪。这就说明现在整个社会治理，社会监管，正在逐步把重点就放在互联网，其实更多关注司法实践更能发现问题，因为大量的案件都是涉网的。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互联网监管的立场也可能会从容忍，逐步向审慎，最后向严格过渡，因为容忍是为了让技术、市场和模式快速发展成熟；审慎是让它逐步规范化；到了更严格的阶段，就会有一个常态化的发展，也说明这一种模式和技术已经成熟了。整个社会发展进程，就是这样一种螺旋上升的过程。

许春明认为，中国未来的方向一定会像欧盟一样，加大对互联网数据监管，最终能够做到让电子商务、音视频、新闻、社交等等一系列的互联网秩序逐步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