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当代中国的潜问题

在马克思之前，社会被认为是受人的动机、欲望、情绪和意志等支配的，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这些因素在其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冲突。马克思第一次把对社会的研究从唯心史观中解放出来，不从欲望、情绪中寻找社会发展的原因，从而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史观。

毛泽东在标志着他的思想开始成熟的重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什么是社会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新民主主义论》第二部分，他讲道: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毛泽东指出，“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还分别在第五、第六和第十一部分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此，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社会同样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位一体。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邓小平原来也认为公有制和市场是兼容的。当时，国内很多人认为，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资产阶级必然出现，两极分化不可避免。针对国内出现的这一言论，邓小平在1987 年、1988 年和 1989 年就反复强调，只要我们坚持两个主体(所有制上的公有制和分配上的按劳分配)不动摇，就不会出现两极分化，也不会出现资产阶级。

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就说明社会主义走到了邪路上。一旦出现这一局面，区域、民族、阶级、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都会出现。尽管有这种担忧，邓小平“南巡”之后，进一步强调改革开放。在 1992 年，我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当然，邓小平也一直没有放弃对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社会分化的关注。1987 年，邓小平就强调，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搞资本主义。在 1992 年，他又说: “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如果仅仅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1993 年在同弟弟邓恳谈话时，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 “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

问题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从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社会”在哪里：共同问题与各派分歧

社会在哪里? 这是社会建设的首要问题。问题被提出来以后，官方和思想界都力图来破这个迷局。

人口高流动、财富高分化、社会问题严重，这让原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显得力不从心。正是由于原来的“三位一体建设”不够。官方文件将之称为社会，但是政府的各个部门和学术界对于什么是社会则众说纷纭。

政法治安部门认为管理是上位概念，而建设是下位概念。他们把社会建设的核心定位于如何管理一个陌生的高流动社会。近年来，社会矛盾和犯罪案件增加，而警力相对不足，大量的协警开始出现。这一方面是由于警力增加的名额有限; 另一方面也解释了不占用编制、成本相对低廉的协警这一群体出现的原因。由于人口的高流动，原有的以户籍所在地为核心的管理制度已经很难实现其预期目标，只能转向以居住地为核心的管理。与此同时，对社会的管理寄希望于安装摄像头等技术手段，现在很多案件的破获都依赖于遍布大街小巷的摄像头。

民政部门把如何能对由于财富高度的分化而筛选下来的底层民众提供一张社会安全网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问题是，这个网多大、多厚才够安全。欧美等高福利国家，一般依靠高税收来为它的福利制度提供财力支持。然而，经济运行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当经济出现通胀或通缩时，财政收入出现问题，必然导致赤字，以至出现政府无钱可用的现象。然而，在一个选举政治的制度下，福利支出是一个刚性的支出。时间长了以后，就会产生主权债务危机、失业率居高不下、游行示威等一系列问题。所以说，我国要从国情出发，建立一个广覆盖、保障适度、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可持续性取决于经济在未来的运行情况，保障力度可以在财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逐步提高。

不同于政法部门和民政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则把社会建设的重心放在促进稳定就业和对失业群体的保障问题上。在他们看来，解决城市下岗职工、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和每年数百万的新增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是重中之重。

从整体而言，人们对社会建设的认识比较激进，目前在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首先是公民社会派。从西方传入的“civil society”一词，在中国有多个翻译: 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民间社会和草根社会等等。总之，这一派认为，在政府结构之外，由公民自己组成的各种各样的组织，都叫作社会组织。当然，目前在我国这些组织还要到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很多学者将这些社会组织称为公民社会，认为可以纠正政府和市场的失灵。这是他们的理论和价值期待。

第二种是社会结构派。这一派把社会理解为由不同的阶层构成，社会建设的重点是把围绕分配形成的金字塔社会转化为菱形或橄榄形社会。该派关注的焦点是分配问题，要求解决贫富过度分化带来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分化很严重，基尼系数很高，已经和南美很接近，进而得出中国社会已经很危险的结论。这些学者以陆学艺等为代表，认为要把金字塔社会压得扁平一些。他们主张把最低工资要提高一些，转移支付要大一些。

第三种是民生派。这一派认为社会建设主要是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目前，我国面临一个尖锐的问题住房保障问题。住房能不能脱离市场，从商品转化为公共产品。如果一个生活中的中产阶级也买不起房子，那么会出现什么后果。这些人大多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的抵触情绪就会表达出来。因为有知识，他们可能会形成一种舆论，甚至对社会的意识形态提出挑战。总之，我们感知到了社会问题的存在，但要完整地表述，还有待进一步探索。问题已经呈现出来了，答案还需要继续地寻找。

市场经济与阶层分化：中国社会冲突的“潘多拉铁盒”？

在中国政治话语中，现代化通常被理解为五化：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其核心是市场化。改革开放由市场化、由资本带动，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大家都感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蛋糕不断地被做大，财富积累很迅速，但市场经济的动力有问题。建国以后，我国多次强调反私、防私和批私，同时号召每个人都为国家、为集体服务和奉献。总之，宣扬多做贡献、少拿报酬，同时心里还要很高兴。邓小平在 1978 年就说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大公无私精神，对少部分人是可以的，对大部分人则不可以；在短时间内可行，长时期则不可行。因而，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个动机一旦被市场激发，个体就会为了提高个人收入、改善自我生活水平而努力奋斗。

2018年11月1日，重庆，在重庆杨家坪步行街铁马市场边，7米高、289米长的文化长廊，该文化长廊以“三高九龙坡、三宜山水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军民融合—进击的铁马”为主题，由23面7米高的独立文化墙组成，并与杨九路等工业艺术休闲街的火车头、坦克等雕塑连点成线，展示工业城区的历史和风采。（@视觉中国）

早在18世纪，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出了“看不见的手”这一重要命题，这个理念一直被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接受和宣扬。他们认为，参与市场运作的是一个个的个体，这些个体在主观上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通过市场进行各种各样的交换，市场交换行为在客观上会形成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可以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实现自发的调和，这也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对于这一观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或感受到它的存在，有一定的经验支撑。但是，如果要把这些日常经验抽象化和普遍化，作为一个普遍的判断来说是错误的，在市场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冲突和矛盾。

周期性地通胀或通缩带来的波动是市场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对于工业化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生产力大幅提高，生产本身已经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生产出来的产品卖出去。在19世纪初期，西方遭遇了第一次以生产过剩为标志的经济危机。经济周期性地出现波动，无论是通货紧缩还是通货膨胀都会带来问题，如何应对经济的这一周期性循环波动就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大问题。在经济学家所开出的诸多药方中，凯恩斯主义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在不同的时期被人们广泛接受。

劳动者所面临的第二个风险是劳动过程和失业的风险。不同于农业生产中低风险，在工业生产中，劳动者的安全如高污染、高温、职业病等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此外，相对于农业生产中的不完全就业或“隐性失业”，在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中，劳动者面临着失去工作的巨大风险。同时，失业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经济学问题，如果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并应对不当，极易出现社会动荡，影响我们社会稳定和发展。

工业化会带来工厂向同一个物理空间集中，随着工业化而来的城市化带来了人口的大量集聚。大量的人口集中在有限的狭小空间，会带来卫生防疫及随人口高流动带来的道德解体和犯罪问题。要解决这些人的居住，还带来了住房问题。对于这一系列问题，在西方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也同样存在，恩格斯在其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有详细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