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曹锦清】

当下中西方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为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文斗”，而非导弹炮舰之间的“武争”。

“文斗”的核心是围绕着政治领域，因为文明的核心在于政治。此方面的议题长时间被西方设定为“政体问题”争论，其以“民主/专制”两分法的极端偏狭对中国进行贬损和打压，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则被动应付，显得“理屈词穷”，哪怕我们成绩斐然依然“被骂”。

这就显示出“提出什么问题”比“如何回答问题”更为重要和根本，即所谓“问题意识”才是关键！近代以来中国陷入了“我们为什么不行”的问题之中（“李约瑟难题”或曰“李约瑟之谜”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上世纪上半叶乃至一度归因到文化和文字的“根源”上，差点像土耳其一样把自己传承几千年的文字都废掉而“彻底西化”，以图自强。

现在看来自然是幼稚可笑的，因为曾经我们认为的“根源”并无变动，结果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华民族离伟大复兴越来越近，以至于整个西方都要开始思考“中国为什么行”这一新问题。过去围绕“中国不行”的大量自以为聪明的回答，就必然成为过眼云烟而几无学术和历史价值。

西方独特的“政体问题意识”是其宗教、历史和文化综合作用下的产物，并不具有普世性。中国历史上历来缺乏对此问题的敏感和关注，而是专注于治国理政的综合实践体系和利益共享的实质问题。这种彼此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明朝末期进入中国的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与学者利玛窦身上就已经萌发，并在其身后出版的名著《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作过阐释。

利玛窦

笔者将其概括为“利玛窦困惑”，即按照传统的西方政治学理论分析框架，无法清晰归类中国的政体和治理实践，进而陷入持续的困惑之中。这种“困惑”自利玛窦始，后来持续影响了孟德斯鸠、黑格尔乃至马克思而成为西方主流的思维方式，并通过近代梁启超的翻译转入中国，限制和困扰了我们自己判断和问题意识，持续四百余年而无解。

“利玛窦困惑”本无需耗费我们太多精力去回应，这只是西方自身的困惑，中国从来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因为评价治国理政的标准显然是“治理绩效”，而不是某种“形式”（制度）和抽象的“真理”，这个世界也不会存在一劳永逸的完美“形式”（政体）。之所以说这种回应无需花费太多精力，因为彼此之间巨大的历史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说服”对方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无法理解”就只需“求同存异”，而非野蛮征服或者削足适履。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历史大国，中国人生存和实践的意义，并非需西方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这是“四个自信”的真正意义所在。治理为本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和实践经验，自中共十八大以来“治理话语”迅速上升是中国在政治理论和实践上“回归初心”的表现。

“利玛窦困惑”：困扰西方四百年的政治谜题

利玛窦（1552-1610年），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传教。利玛窦于1582年抵达中国，此后28年间直到去世一直待在中国，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在中西方古代文化交流史上，与之齐名的还有更早远一些自称在元朝时期进入中国的马可·波罗以及他的名著《马可·波罗游记》，但因该书内容自相矛盾之处甚多以及缺乏历史证据支撑，后世渐渐不再采信。所以称利玛窦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最重要的人物”[1]也不为过。

《利玛窦中国札记》是其晚年自感时日无多的背景下,整理记录自己近三十年在明朝中国的见闻，而且其在这些材料的封面上从未写过任何书名，这就意味着利玛窦本人是没有想过要公开出版过这么一本书的，这些材料是他准备寄送回西方的耶稣会会长审阅并传阅的“内部决策参考”，因此预设的读者是西方世界的上层人物，所以行文上就更加直接而少有遮掩。只是看来书籍似乎也有自己的命运，这些材料在其去世后的第五年（1615年）在西方世界公开出版发行，此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传播甚广。

《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其第一卷第六章专题讨论了“中国的政府机构”，并且在其第五章“关于中国人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学位的运用”中也谈及了政府体制的前提基础问题。相关内容如下：

“我们将只就与本书叙述的目的有关范围内触及这个题目。要详尽地论述这个问题，如果不是好几本书的话，那也会需要好几章。从远古以来，君主政体就是中国人民所赞许的唯一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富豪政体或任何其他的这类形式，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2]

“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从前面所述应该已很明显，而且下面还要说得更清楚，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3]

“在即将结束关于中国政府机构的这一章的时候，把他们与欧洲人不同的一些别的事物也记录下来，似乎是十分值得的。……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4]

“中国政府的整个性质都与这些特殊的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注：指中国的科举制度），它的政府的形式与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的都不同。虽然帝国并不由知识阶级即‘哲人’在进行管理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必须承认他们对帝国的统治者有着广泛的影响。”[5]

“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初试，有时一个地区就有四、五千人应试。”[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