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2017年7月5日曹锦清在“首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的讲演稿摘编。】

“返回国情，返回实证，返回历史”

中国共产党需要时代叙事

何谓时代叙事？“时代”是指我们这代人所处的历史时间段而言的，时代的主体是人民，范围是国家。当然时代也可以指人类所处的时代，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我们民族所处的时代。时代叙事要回答三大问题：

第一，我们现处何地。我们民族的现实生活，包括技术、经济、社会关系、政治文化等现处何地，要有大的判断。

第二，我们将欲何往，未来的发展目标。

第三，如何分阶段实现这些预定的目标。

时代叙事即历史叙事，因为时代叙事涉及到史观的重建。包括民主现处何地，从何而来，将欲何往。对这三大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史观，而且核心就是时代叙事。

共产党为什么需要时代叙事？因为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选举型政党，而是领导型政党，领导党的领导权，要成为被领导的民众的共识，就要形成信奉、追随和服从，领导权转化为执政合法性的强大基础。

西方政党为何无需自己的时代叙事

对此我给出的理由是：西方政党party，它的本意是部分。部分是相对于整体而言，处于对立统一之中。然而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哲学中，这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他们认为整体社会只是一个名，是独立个体的结合体，社会实体是无差别的个人。这是社会契约论的核心，也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学和经济学、法学的核心。

中国人的思维，是把人放在家、国、天下的关联之中来理解的。而18世纪启蒙学者把复杂的社会系统结构及其历史演变全部加以屏蔽，认为社会的实体是一个一个的人，这是物理学的原子论在社会学上的应用。以这个原子为起点谈权力、平等、自由等概念，建构起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个社会是由政治契约所连接的。所以启蒙契约里的社会皆政治。它同时还受到文艺复兴以来再度复兴的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影响，欧几里德把图形学发展为一个演绎推理体系，这对西方的哲学思维影响极大，还蔓延到经济学、法学和哲学思维中。这种从大前提出发而演绎出一个庞大的体系的思维方式，在中国思想和著述中都是没有的。

在个人主义的社会学里，实体是个人，无差别的个人是作为政治的主体，通过选举赢得多数，获得执政的合法性。这种政治学说在冷战以后统治了全球。若把人的具体属性、人和人关系的复杂性都抽象掉，把其财富属性、宗教属性、族群属性都抽象掉，那么就成为高度抽象后的简单的量。若说一个人加一个人等于两个人，如果一个人加一只羊呢，那算什么？

在西方政党理论中也有把阶级作为实体的，像马克思主义就认为，统一的社会分解为若干个利益对立而不可调和的阶级，由此展开阶级和阶级斗争。如果各个部分不能组成一个整体，或者说整体分解为势均力敌或利益不同的party，各个部分找各自的代表，进入政治谈判领域议会，这叫政党理论。

西方选举政治关注选举期的选票，关注选民的当下诉求，故而预先排除了整体利益指向的长远利益。一般来说，整体利益相对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相对于当前利益，这两种利益会处于经常性的冲突和摩擦之中。现代社会中，由相对复杂的社会分工而引起整体的关联性，社会是一个共同体，人类也是共同体。整体相对于部分而言，存在着整体的利益。用卢梭的话讲，社会中存在着公义。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民族的长远利益，引导、约束着当下的利益。

西方的政党理论强调局部高于整体，当下高于长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核心前提，是承认改革开放引起了社会分化，社会内有很大的张力，但仍然存在着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重要的问题是对整体和长远要做出明确的判断，这个判断构成了领导力的第一要素。

时代叙事是民主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理论表达。如果是只关注部分与当下的选举性政党，当然没有时代叙事的必要。西方政党不代表整体，它不可能制订中长期的发展目标，他们全部的焦虑放在当下和部分，他代表谁，他能搞多少选票，舆情怎么变动？这是我对西方选举性政党为何无需时代叙事做的说明。

西方式民主的有效运行，需要严格的条件

英国的一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著有《资本的年代》、《革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和《帝国的年代》四部史书。他在《极端的年代》里介绍，西方民主的有效运行有严苛的条件，而非普适。说它们的民主是普适的，在史学家看来是一派胡言。

霍布斯鲍姆认为，西方民主有效运行有四大前提条件：

第一，政治民主的首要条件是对选举政治合法性的共识。在国民之间对社会问题具有磋商协商的共识和准备，但共识与准备需要在经济繁荣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如果经济增量少，要动用存量的分配，内部的斗争就会加剧。

第二，民主政治要求各种成分的选民拥有相当程度的兼容性。霍布斯鲍姆认为，自由主义政治中的公民或选民纯属理论概念，不是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实体。各国的选民都存在着阶级差别、种族差别、宗教差别。这次美国的选举把它内在的差别性向全世界展现。欧洲的选举也是这样，中东选举的差异其实是宗教与族群，索马里有62个部族，有62个政党。

第三，民主政治下的政府不会做太多的治理。在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大社会才能有小政府，政府做的事越少越好。西方政治三权分立，国会的设置主要目的不在于治理而在于制衡，对当权的行政权力制衡主要针对的是政府行政部门。所以民主政府原来设计的本意，是有一个刹车制动机制。然而20世纪以来，政府却承担了引擎发动的担子。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以来，尤其是二战以来，西方各国政府所承担的复杂的治理责任，是19世纪不能想象的。那时因为要维护被市场肢解分裂的社会，19世纪自由主义赋予政府的只是治安职能，即守夜人职能。另外还有防卫职能。自20世纪以来，所有国家的政府行政职能都不断扩大，因为公共职能不断扩大。中国近代以来，我们的行政机构又承担着更加超常的职能，即“赶超”。西方的制衡职能的那一套政体安排，为什么不适合于第三世界？道理就在于此。

第四，民主政治的重要条件是富裕繁荣。民主成为一国经济持续繁荣的工具。民主是一种二次分配机制。而二次分配机制要有不断做大的客观现实。所以蛋糕不断做大，经济有一个增量，增量的分配通过民主来进行分配，会有吵吵闹闹，但不会打起来。

所谓意识形态，就是常常把特殊说成普遍。这种套路各个民族都干过，比方我们曾经把三纲五常说成是天下之公理，朱熹说成是天理，王阳明说成是良知，总之是普适的东西。但这个普适的价值为什么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的入侵面前屡战屡败？这就显出它的特殊性了，于是被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