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是货币政策。在新冠疫情之后我们启动经济的时候，货币政策的效率比财政政策要快得多，所以货币政策要先行一步。你看美国发了4万个亿到企业和员工的手上；我们的消费券上海市是二十几个亿，和上海5万亿的GDP总量相比是杯水车薪。货币政策要撬动经济，逆周期而行的话必须是1.5%，5万亿就需要500亿到1000亿之间的数。因此，货币政策一定要先行，一定要达到杠杆的最低要求才行——如果杠杆太短怎么把石头撬动起来呢？杠杆需要多长？就是必须达到1.5以上，所以我认为目前各省各地级市出台的政策都不足以达到启动经济的货币杠杆作用，需要国家层面更有力的政策。

第三个政策是财政政策，我希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组合，共同促进启动经济成长。货币政策先行，消费要先行，财政政策要组合，主要集中在新基建里面去。传统的基建包括公路、铁路、高速、高铁、港口、桥梁、涵洞、隧道等等，而现在我们说的数字基础设施包括移动互联网、光纤互联网、卫星互联网、星座卫星、通讯卫星、导航卫星、定位卫星、遥感卫星、浮空、制空、游空飞行器、关口枢纽、卫星地面站这11个基础设施单元。这些基础设施的建成为我们互联网产业升级换代提供了物质保障，是我们新一代战略体系的数字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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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当年2008金融危机，中国推行过四万亿投资拉动经济的计划，这次最近大家关注的“新基建”主要会体现在什么方面，如何防控其中的风险？

曹和平：这个问题我从两个方面来回答。首先，对于凯恩斯主义的刺激经济增长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2008年，国家在不到半年时间就放下去4万亿，当时的批评的观点特别多，为什么？因为“大水漫灌”之后，那些原本应该被淘汰的行业和企业，又被你救助了4年，没有把坏结构甩掉，反而成为了国民经济体系转型的阻力。

但是，最近一年大家对于“4万亿”的评价发生了一些转变，正面评价开始远远大于负面评价，这说明人们在经济的上行期和经济的下行期，对政策的评价观点是不一样的。这就好比在富人家和在穷人家，对某一类的购买行为观点是不一样的。我希望这一次大众对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不要太短视，不能像当年那样一味地批评和调侃。

人类历史上如果没有凯恩斯主义在1954年到1960年的大盛行，20世纪初的那种大贫困和贫富分化，那种资本家对普通工人的剥削，在20世纪的后半叶是无法缓解的。以前很多人看新自由主义从80年代盛行到2010年就觉得很厉害，谁能想到在新冠疫情中大家都发现了其中的毛病。所以，对于“大水漫灌”式的刺激经济政策，观察者和评论者要有更长的历史周期均衡概念，不能你站在啥立场上就评价啥，那就成了西方的选举制度，一切都是你个人利益的使然，不具有客观性。

第二，我觉得这一次对经济的刺激，比上一次的“四万亿”要好。那个时候的投资我们大体上不知道怎样去做，上马了很多钢铁、纺织业、化工业，结果弄出很多产能过剩。你会发现这一次人们大体上知道要把钱投在哪里，该淘汰的企业、过剩的产能从2013年以后慢慢都已经被淘汰出去了，留到现在的大体上都是精华。

所以我觉得这次适度地出一个货币和财政的一揽子超级大礼包刺激一下经济，可能效果会好得多。大体上会和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到里根总统这几十年相类似，也就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的黄金时间段，国民经济体系的周期就赶到这儿了。因为数字经济支持下的这种新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成长，是需要凯恩斯主义当时那种大的工程项目下去——高速铁路、汽车流水线、电脑、大型家电——把传统的工业经济提升到了大工业流水线模块化生产的大车间和制造基地里去。现在我们一样具有这种国民经济提升的因素，所以我认为这轮经济刺激计划的收益从国民经济体系的意义上远远大于风险。

观察者网：最近很多人在讨论金融层面的“放水”，比如说发行国债、货币贬值、增加赤字等等，您如何看待人们对这其中风险的担心？

曹和平：我们的货币没有放水。我看了我们第一季度的货币政策，M0的增速是5%，是40年新低。按道理在经济的下行期货币的发行速度应该快一点，但现在我们M2增长过快，M0不放大，M2增长过快会导致什么结果——资金链扯得太长了，你借给我，我借给你，变成了三角债。朱镕基总理在90年处理三角债时有一点做得很对，他当时的感觉特别对，必须把有毒资产通过高能流动性——也就是政府发行的M0货币——放到银行间市场去，一份M0会变成5份M1，5份M1货币放到经济中去，立马把银行的良性债务的表格放出来，把企业的有毒债务让银行把它买回去。你现在把货币收紧了，银行没事，央行没事，物价没事，但是，这样一来就把有毒资产给逼到实体经济里去了，相当于把这个毒直接排放到了田野里，让资产有毒总比让实体经济的项目有毒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