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过去的300多年时间里，印度作为世界上的第二号人口大国，在人口总量上一直紧追中国，因此，中国人口总量达峰和负增长的必然结果便是几乎没有丝毫时间迟滞地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头衔拱手让给印度。

联合国最新的人口预测的确显示，这个变化的发生只在转瞬之间—2023年（见图1—1）。“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个头衔并不重要，对中国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的恰当参照系也不是印度。不过有比较才有鉴别，把中国的人口转变及受其影响的经济增长表现置于与印度的比较中来认识也是有意义的，更有助于理解中国自身发展阶段的变化及相关挑战。

其实，中国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拥有“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称号。根据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整理的历史数据，从公元元年至1500年，印度的人口规模都大于中国；直到1600年，中国才取得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虽然此后也有一段时期，两个国家在人口规模上交替领跑，但是至少自1700年起，中国便牢牢地占据着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位置。然而，如图1—1所示的1950年以来的人口变化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印度独立以来，两国经历了不尽相同的人口发展，并且在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同时，印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着更高的生育水平。

例如，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早在1991年就降到更替水平之下，当年为1.93，而印度的总和生育率直到2020年才降到更替水平之下，这一年为2.05。且不说在两国的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之下后继续下降的相对速度存在怎样的差异，仅从总和生育率首次降到更替水平之下的时间来看，两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之间就有至少30年的时间差。

中印两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也是有目共睹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2015年不变美元计算，2021年印度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为1961美元，仅相当于中国1998年的水平。事实上，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之下的时点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有长达29年的时间差，这期间两国的经济发展表现迥然不同。按照可比口径，1991年中国的人均GDP是印度的1.8倍，2020年升至5.7倍。

与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高速增长时期的经验表明，不管人口格局是怎样的（譬如潜在地有利于或不利于经济增长），无论是收获人口红利还是克服人口阻力，都需要依靠一系列其他条件，包括经济体制的激励水平、劳动力整体受教育水平、配置资源的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及经济发展的分享水平等。如果不具备这些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口只能成为一种负担，而不会被转化为加速经济增长的红利。

从早期中国和印度人口总量交替领先的漫长历史也可以看到，“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个头衔与发展绩效和发展水平并无直接关联。例如，麦迪森整理的历史数据显示，从公元元年起，至今两千余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在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人均GDP衡量的发展水平并无实质性差异，真正显著拉开两国之间发展差距的是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40余年的改革开放效果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以往的全部历史。

不过话说回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时间段（1980—2010年）确实是与有利的人口转变阶段相交汇，高速经济发展的确得益于人口红利，并且2010年以来，中国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经济增长速度也确实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例如，中国的实际GDP年均增长率在1980—2010年这个典型的人口机会窗口期高达10.1%，在2010—2021年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阶段则显著降低至6.9%。

由此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增长表现会受人口转变因素的影响，或正面或负面，然而人口发展趋势的变化并不是宿命或极限，不应该成为经济增长的终极决定因素。任何国家，无论人口转变处于哪个阶段，在既定的内外部经济环境中，只要具备恰当的经济体制和机制，足以充分动员资源和要素，并对资源和要素进行有效的配置，就能够克服不利的人口因素干扰，实现良好的经济增长表现。至此，我们可以转换一个比较对象，即从同印度比较转向同美国比较，加深对人口作为重要因素但不是宿命这个论断的理解。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擘画了2025年和2035年的经济发展目标。从定性的角度，该目标被分别表述为“十四五”期末中国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之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定量的角度，实现这两个目标要求从“十四五”期间开始，GDP年平均增长5%左右。按照这个增长速度，预计在2030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将赶超美国。从事预测的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增长速度，相应地，中国于2030年前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预期也是合理的。

现在来看，这个预测是科学且客观的，本身并无瑕疵。应该有信心的是，人口负增长的事实也不会改变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预期。然而，也需要指出，学者们预测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时，隐含的假设是中国人口总量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换句话说，当时的预期是在中国人口总量达峰之时，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即两个重要的转折预计同时到来。

这种同步预期也不无道理。我们不妨回想一下，2010年，正是在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达到峰值时，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取得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更有意思的是，这一年也恰好是日本的人口总量达峰之年，随后的人口负增长在日本触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似乎表明，在人口转折点与经济转折点之间存在统计上的相关关系，虽然背后的逻辑比表面看上去更复杂，有待深入探讨，但可以确定的是两者之间绝非无关。

我们先来注意一个已经显现的事实，即中国人口总量达峰的时间先于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时间。2021年，中国GDP为17.73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规模的18.5%，同年美国GDP为23.00万亿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为23.9%。美国的经济体量仍比中国高出29.7%。

这是中国特有的“未富先老”特征的一种表现。以往我们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这个独特表现的认识，仅限于把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阶段进行比较。例如，我们往往观察到，在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中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率更高、总和生育率更低、人口增长速度更缓慢等。由此揭示出的很多信息，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的新国情无疑大有裨益。

然而，如今出现的这个新的事实，即中国人口转变的速度具有不断超出预期的性质，应该帮助我们认识到“未富先老”这个特征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与日俱增的性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常常超出预期。这说明需要及时且准确地把握不断变化的人口数据及其揭示的发展趋势，遮遮掩掩或判断失准都可能误导宏观决策。更进一步，无论数据揭示出怎样的趋势，决策者和研究者还是需要有超前的思维，不仅密切注意“灰犀牛事件”的动态趋势，还要足够警惕“黑天鹅事件”。

蔡昉著，《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机遇》，中信出版社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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