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里·艾肯格林，翻译/鲸生】

当经济学家试图解释美元作为唯一真正全球货币的超然地位时，他们通常会归因于结构性因素：美国占全球GDP的份额、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与流动性。这种分析框架支撑着许多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乐观判断——无论发生什么，只要美国保持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美元就永远是安全的避风港。

但第二届特朗普政府提醒我们：单凭数字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正如历史学家所言，对国际货币地位兴衰的解释本质上要看人的行动，而非抽象的经济体量或市场数据。正是人类通过关键决策建立起支撑国际美元地位的制度架构，最终决定这些制度存续与否的还是人类自身。

若要追溯全球美元体系的精神之父，当属德裔美国人保罗·沃伯格（Paul Warburg）。身为汉堡沃伯格银行家族的后裔，他早年曾在汉堡、巴黎和伦敦从事国际金融工作。1895年他入赘库恩-洛布银行家族，1902年移居美国。丰富的国际视野令沃伯格深刻认识到：伦敦作为当时全球贸易信贷和投资金融中心的地位，为英国带来了巨大优势。世界上许多地方（包括美国）的商人与银行家，几乎完全依赖伦敦的英镑信贷体系。

如同许多归化公民，沃伯格对新祖国美国怀有赤诚之心。他担忧美国经济对伦敦英镑体系的过度依赖，会使国家面临无法控制的国际金融冲击。同时他洞察到：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吸引力，源自英格兰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支撑作用，这种机制保障了市场流动性和稳定性。由此他得出结论：美国若想推动美元国际化，缺乏中央银行体系是根本性障碍。

自1906年起，沃伯格不知疲倦地倡导创建中央银行体系。他主张，这个拟议中的央行应肩负一项核心职能：发展以美元计价的信贷工具市场，用于为国际贸易融资。他沿用欧洲的金融术语，将这些银行汇票或票据称为“商业承兑汇票”，并设想央行可通过“承兑”或购买这些票据来推动贸易信贷新市场的发展。

保罗·沃伯格（1868-1932），被认为是美联储的“总设计师”

沃伯格在报纸开设专栏，克服浓重口音带来的怯场心理参加公开论坛。1910年，他参与了位于佐治亚州沿岸哲基尔岛上的一场秘密会议，与一小部分专家共同起草了日后成为《联邦储备法案》的条款。1914年美联储成立时，他是首届理事会成员之一。沃伯格起草的监管条例允许美联储通过购买美元商业承兑汇票的方式来培育市场。到1920年代，这个美元商业承兑汇票的市场规模已经与伦敦英镑信贷的规模持平，某些年份甚至实现超越。

美元挑战英镑地位的进程在1930年代遭遇挫折，当时美联储退出承兑市场，美国又接连爆发严重的银行与金融危机。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中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为美元崛起创造了历史性机遇。但真正奠定美元国际地位基础的，则要归功于另一位关键人物——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的推动。

与出身显赫的沃伯格不同，怀特来自普通家庭。他的父母是立陶宛移民，父亲曾当过小贩，后来经营一家五金店。性格孤傲的怀特早年的学术生涯并不顺遂，直到1934年加入亨利·摩根索领导的美国财政部才崭露头角。他最终升任部长助理，全权负责美财政部参与的二战期间所有国际经济与金融事务。经过修改后，怀特在战争期间起草的方案成为美国构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蓝图，这些机构为战后国际货币秩序及美元霸权奠定了基础。

当然，美国仍需在1944年的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与其他参会国谈判斡旋。与怀特交锋的是英国谈判代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最终“怀特计划”的核心条款直接写入了《布雷顿森林协定》。

具体而言，怀特力图在新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确立美元作为唯一完全可兑换国际货币的特殊地位。协议的早期草案曾规定，各国汇率应与黄金或“黄金可兑换货币”挂钩。当凯恩斯的同事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天真地指出，战后可能只有美元能自由兑换黄金时，怀特敏锐地抓住了巩固美元地位的机会。他与团队连夜修改协议草案，将“黄金可兑换货币”一词替换为“黄金......或等值于1944年7月1日实际含金量与成色的美元”。由此，《布雷顿森林协定》将美元确立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其他货币如同行星围绕太阳运转。

美元霸权时代的到来，并非仅归功于怀特及其打造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马歇尔计划为欧洲提供了恢复国际支付所必需的美元资金，助力其经济重新融入全球体系。当美国国会抵制加入“国际贸易组织”（ITO）时，美国政府另辟蹊径，通过签署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绕开了国会抵制。

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及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这一立场使欧洲决策者确信：依赖一个坚定盟友的货币是明智选择。北约的存在让欧洲各国意识到，自己不仅拥有经济伙伴，更获得了地缘政治盟友——这个盟友的承诺（以及货币）都值得信赖。美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则彰显了其兑现承诺的实力。

1946年，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怀特（左）与英国财政部荣誉顾问凯恩斯（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届理事会会议期间交谈。

因此，即使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瓦解，美元的全球核心地位依然延续。这种韧性源于沃伯格、怀特及其同仁构建的制度遗产：独立运作的美联储、美欧共同维护的开放世界贸易体系、与一个牢不可破的地缘政治同盟。美元的持久主导地位既源于自身占全球GDP比重与金融交易规模等硬指标，也同样植根于一个互惠互利的国际关系网络。

唐纳德·特朗普仅用数月时间就给这些关系网络与互惠机制造成重创（哪怕尚未彻底摧毁）。特朗普及其任命官员质疑的，正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支撑美元霸权的核心价值体系与制度安排。有史以来第一次，维系美元霸权的制度架构存续面临实质性威胁。

首先，美国的经济例外主义遭到质疑。近年来，美国的经济表现优于其他发达国家，坐拥全球顶尖科技企业，领跑人工智能研究的前沿，拥有宽容失败的创业文化与成熟的风投体系，并持续吸引全球人才——但这些优势并不能保证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