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棒棒医生】

在世界范围内，被人类彻底消灭的瘟疫（传染病）只有一个，那就是天花（1979年）。

而在中国，经WHO认证的已有三个，它们是：天花（1961年）、脊髓灰质炎（2000年）、丝虫病（2007年）。

还有一个病，白喉，虽然没有经过认证，但事实上已经消灭了，至少在2007年后，中国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一例白喉；如果这都不算“消灭”，那什么才算呢？

所以，实实在在被中国消灭的传染病应该有四个；而现在，第五个出来了：疟疾。

据报道，中国已于近期正式向世界卫生组织申请国家消除疟疾认证。

什么样的国家才算消除了疟疾呢？世卫组织认为，只要证明连续3年无本国传播链存在就行。而中国自2017年以来，已经连续4年本土零发病，完全达到了“消除”的标准。

我们只要对比一下，就在2019年，全球疟疾发病仍然有2.29亿例，死亡40.9万例，恐怖程度丝毫不亚于新冠，就知道中国的成就多么伟大和来之不易。

如果回顾历史的话，这个感慨将更为深邃。

两千多年前的《礼记》就明确记载了疟疾：“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史籍中的疟疾更是不绝于书，晚至清末，云南思茅一镇，人口原有七八万之多，由于恶性疟疾流行，从1919年到1949年，只剩下944人，一镇几乎被疟疾灭掉。诸如此类的记载大量见于地方志和清史稿。

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初期，我国疟疾年发病人数高达3000万。甚至到1970年，还发生过一次异常的流行高峰，年发病高达2411.5万例，令人难以想象。但自1990年代起，就趋近于零；到2017年后，就真的是零了。

短短70年，消灭一个存在了至少三千年，且仍在全球肆虐的瘟疫，这是怎么做到的？

第一是依靠科学。

疟疾暴虐人类已经几千年了。在古代，无论哪一方文明、哪一个民族，几乎英雄所见略同，都认为其病因是某种“瘴气（坏的空气）”。疟疾的英语是“Malaria”，即由拉丁语中的“坏”（mala）和“空气”（aria）两个词组成。显然，这种理论对预防疟疾没有帮助，“坏的空气”怎么躲得了？人类总不能不呼吸吧？

1880年，一位法国军医夏尔·路易·阿方斯·拉韦朗（1845-1922），在阿尔及利亚疫区疟疾病人的血液里发现了一种原浆虫，猜测这就是疟疾的病因。1882年，他在罗马疟疾疫区病人的血液里找到了同样的原浆虫。随之，其他科学家也都看到了这个虫子。不是瘴气，而是一种原虫，这就是科学给出的答案。1907年，拉韦朗因为发现疟原虫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但是，这种原虫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人体自有的，吃进去的，吸进去的，还是钻进去的？如果不搞清楚传播的途径，我们也拿它没有办法。

1897年，英国军医罗纳德·罗斯（1857-1932），在印度解剖了无数的蚊子，终于在一种特殊的蚊子---按蚊的胃里发现了疟原虫。再经过一系列的研究，科学家完全搞明白了疟原虫在蚊子体内的繁殖过程，以及通过唾液在叮咬人时注入皮肤而感染人类的事实。因为证明了按蚊是疟原虫的媒介，罗斯获得1902年的诺奖。

搞清楚了疟原虫经过蚊子叮咬而传播疟疾的原理，才使得消灭疟疾成为可能，这是科学的力量。

早在1901年，美国军队就利用这一原理，在古巴将哈瓦那所有滋生蚊子的死水都抽干，或注入油，端掉蚊子的老窝，使疟疾死亡率骤降90%，不需要任何药物。

世界卫生组织（WHO）总结人类抗疟经验，认为过去十年来的巨大进步缘于四大核心控制工具：药浸蚊帐、室内滞留喷洒、快速诊断检测法以及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这四大工具都是建立在拉韦朗和罗斯的基础之上。

药浸蚊帐和室内滞留喷洒对付的都是罗斯的蚊子。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自2000年以来，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分发了近10亿顶药浸蚊帐。到2015年，该地区大约55%人口在蚊帐中睡觉，而2000年时这个比例还不到2%。2001年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成功避免了6.63亿人感染疟疾，其中蚊帐居功至伟，功占68%。其实就是防蚊防得好。

快速诊断检测，是检测拉韦朗的疟原虫，抗原检测和血涂片，能迅速区分疟疾发烧和非疟疾发烧，从而及时治疗。有了这个工具，才可能对几万几十万的人群进行应检尽检，这也是我们今天对付新冠的有效策略。

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是屠呦呦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做出的突出贡献，救人生命以数百万计，毋庸讳言，它也是杀疟原虫的，不是对付瘴气。

2015年10月5日，屠呦呦因在研制青蒿素等抗疟药方面的卓越贡献，与威廉·C·坎贝尔、大村智共同被诺奖委员会授予该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除此以外，因为疟疾还产生了两个诺奖。一个是瑞士化学家米勒，因为合成强效杀虫剂DDT而获奖。一个是奥地利医生贾雷格，因为“发现了疟疾在治疗麻痹性痴呆中的价值”而获奖。在前抗生素时代，他异想天开，给梅毒病人注入疟疾患者血液，人为制造疟疾高热以杀死梅毒螺旋体，再用奎宁来治疗疟疾，大大提高了四期梅毒的生存率。这两个诺奖依然是建立在明确疟原虫为疟疾病因的基础之上，科学的逻辑是唯一的。

因为疟疾，居然产生了五个诺贝尔奖，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传染病。值得自豪的是，中国科学家没有缺席。

但是，仅有科学是不足以消灭疟疾的，还必须有高效组织和强大社区动员、透明通报和定点精准防控，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传染病的防控绝不仅仅是医疗和疾控机构的事，尤其对于疟疾这样年发病数高达百万千万（上世纪80年代前）的传染病，全社会的动员和参与至关重要。中国人民在政府的强力领导下，开展了规模浩大的群众性疟防运动。疫区全民普服乙胺嘧啶和伯氨喹进行预防，大规模发放和使用杀虫剂浸泡蚊帐，对蚊子孽生环境进行整修改造（清理池塘、河流、住宅区积水、花园、灌木丛等等）。据统计，仅在1991-1998年，就治疗了有疟史者1515万人次,流行季节预防服药3412万人次,每年在950万-1955万人口地区进行杀虫剂室内滞留喷洒或浸泡蚊帐灭蚊。没有这样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社区参与规模，控制疟疾是不可能的。

透明通报是传染病控制关键的关键。在1985年前，我国疟疾病例是以县级为单位进行纸质报告，通过邮寄的方式上报的；1985年开始电子报告，2004年后更是采用网络直报，效率提高无数倍，真正实现了对疫情的及时、准确、完整的监控。

在这一基础上，中国创造了“1-3-7”防疟模式：“1”是指医疗机构发现疟疾病例后24h（1天）内必须进行网络直报，通过县-市-省-国家四级通报实现逐级实时响应；“3”是指疾控中心接到报告后必须在3天内进行流行病学个案调查与核实，同时开展实验室复核，确认诊断无误；“7”是指对疟疾疫点在7天内完成调查与处置。

这一经验被WHO作为样板向全世界推广，其核心实质是透明化的通报和快速反应。任何形式的数据瞒报和官僚作风导致的反应迟缓对传染病防控都是致命的，疟疾防控70年的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基于科学的防控必然是精准的，在中国疟疾防控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本土疟疾发病大幅下降，但离消除还有很大距离，为此国家制定了“线索追踪、清点拔源”的策略。这是一种精准的防控策略，它以病例为原点，对基于透明和快速报告的每一个病例，都进行严格的线索追踪，开展包括实验室再次确认、感染虫种确定和感染来源判定的流行病学个案调查，以判断该病例是本土的还是输入的、是输血感染还是蚊媒叮咬传播的。同时，对家属和邻居、社区进行人群带虫调查，根据调查决定是否扩大调查范围，线索追踪结果把病例所在地区分为活动性、非活动性和假疫点等三种情况，再依据不同级别展开精准的 “清点拔源”行动。

精准防控不是一刀切，它的基础和内核是科学。在控制传播媒介上也体现了这一点，WHO力推的是药浸蚊帐（ITNs）和拟除虫菊酯室内残留喷洒（IRS）两大工具。中国根据不同疫区的不同蚊子种类，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措施。在以家栖性和偏吸人血的微小按蚊和嗜人按蚊为主要媒介的疟区,采取ITNs灭蚊为主；在兼吸人畜血的中华按蚊地区,以传染源防治为主；在外栖性大劣按蚊地区,以改变居民点周围生态环境和灭蚊为主。对一个小小的蚊子，也必须精准施策才行。

消灭疟疾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七十年的疟防经验更弥足珍贵。依靠科学、透明通报、群策群力、精准防控，是对付一切传染病的法宝，又岂止疟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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