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以《论语》为出发点。但是《论语》言简意赅，对于很多问题并没有展开，光用这本书的话很可能会把自己的话塞到孔子口中去。孟子和荀子像是孔子的助教，把老师讲的话给展开分析了。但是这两者有很大不同，总得选择一个。我完全可以选择《荀子》，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孟子》。这其中有我个人经历的原因，我当年在北大旁听课程的时候我的老师是冯友兰和张岱年的学生，他们仍是按照“四书”的道路授课的。所以，我并不认为儒家就是以“四书”为基准，其实完全可以从董仲舒的思想做出一套儒家的政治哲学出来。但是不论用什么儒家文本，我觉得做研究总要提出一些别人没提出过的、有建设性和批评性的想法出来。海外新儒家也重视《孟子》乃至四书，但是他们在政治与器物层面所提出的似乎之时给民主科学站台，这样的话，至少在政治与器物层面，就没有读儒家思想的意义了。

当然，作为一个有两千年的传统，儒家一直在发展。如果从一个流派的角度来看另一个流派，是会觉得对方的路子走歪了。但我不觉得，在我看来，儒家能在两千年里一直有生命力就是因为它有着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的能力。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倾向，我个人对宋明时期谈的“心性”没太大兴趣，这可能来自于我对多元主义的认同。每个人活着都要有一套安身立命的思想，对天地、世界和生死的一套认识。这一套思想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每个人都需要，因为这是每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套思想。但同时，个体之间其实很难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一套思想，因此在安身立命层面，人的思想是注定多元的。宋明理学，根据主流的说法，是很关心这一套思想的，所以很能呼应一部分人的需要，但也仅限于一部分人，并不具备普世性。

而我认为政治问题更具普遍性。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会希望生活在一个具有“共同底线”的社会中，比如说，无缘无故伤害别人要受到惩罚，想过自己宗教的节日可以不用被警察抓起来。因此，我认为政治处理的都是很“薄”的问题，但就是因为“薄”，反而是大家能够共享的，那些“厚重”的东西反而会互相抵触，很难有兼容性。

所以，我并不认为宋明理学走歪了，只是它缺乏普世性。我更喜欢先秦与汉代的儒学，因为那时候更多地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儒家的。而我选择先秦儒家的原因是当时的思想家直面着周秦之际巨大的社会变革，他们的问题意识应该更强一些，而且是直接面对着问题说话。后代的很多儒家经常是通过先圣先贤的话来发言，缺乏直接性。西方也一样，后代的许多学者其实是通过评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抒发自己的意见，而不是直接去面对问题说话，等于隔了一层。先秦时期的人们面对的是政治大变局，思想也是被政治激发出来的。先秦诸子想的都是怎么恢复秩序，他们虽然也谈做人和安身立命，比如如何做一个好君主，但这些都只是为了解决政治问题而诞生的副产品。而宋明时期的儒学突出了“内圣”，而把政治问题当成个人伦理的副产品。

白彤东教授英文新作《反对政治平等：儒家的案例》封面图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提供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儒家在两千年中一直在发展，不同流派互相之间可能认为对方并非正统，不过他们都对孔孟思想进行了解读、做注解，后代的学者也都一直在学。那我们应该如何了解孔孟真正的想法呢？

白彤东：我在这本书的开头谈到了冯友兰的观点，就是“照着讲”和“接着讲”。前者是按照原意去讲，后者是按照孔孟的精神来应对当代的政治和伦理问题。我采取的是“接着讲”这个方法，不过我在注解里也提到，这两者其实都是相对的说法。就算是“接着讲”，如果罔顾孔孟原来怎么讲，只是借用孔孟的一些话来讲自己的观点，那就变成“借着讲”了。“接着讲”必须有“照着讲”的成分，必须对于文本有一定了解。当然，《论语》这样的文本中很多字都有歧义，不过只要采取一种比较能站得住脚的解释我觉得就能够接受。

至于“照着讲”，我的老师伯顿·德雷本在谈到关于分析哲学奠基人弗雷格（Frege）一些想法的不同解释之间的争论时说道：“即使弗雷格复活，进了这间教室，也无法解决这一争论。”因为我们无法保证这个弗雷格是否会说真话，是否真的理解了他当时提出的想法。我原来研究量子力学哲学，量子力学的一个重大发展是薛定谔方程的发现。对这个方程的意义的解释有争议，而其发现者薛定谔本人所持的解释最终被物理学家的主流所拒斥。在这场争论中，有人就说过：“薛定谔方程可能要比薛定谔聪明。”因为薛定谔很可能自己并不完全理解他发现的方程的真正含义。所以，即使孔孟复活，有些关于他们思想的“原意”争论，还是无法解决。

其实所谓的“原意”是柏拉图洞穴之喻的内在化。这个比喻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虚假的洞穴中，洞穴之上才是充满阳光的真实世界。强调原意、强调绝对的“照着讲”，相当于说，孔孟脑子相当于阳光下的真实世界，只有我们去接触他们脑子里那些想法之后才会明白什么是他们的原意。但这是不可能的。其实，他们自己是怎么去“看到”他们脑子里那个“阳光世界”的呢？绝对真实的原意其实是形而上学的幻想。

我在做研究的过程中觉得自己要尽量不违背对文本的最基本的理解，我有新的理解时也会去找相对可靠的根据。不过我更关心在具备一些对孔孟思想基本的理解之后应该怎么面对现代的问题。

观察者网：您在书中说哲学家的伟大并不取决于他们来到这世界上的早晚，而在于他们思想的深度。请问如何去鉴定一个哲学家思想的“深度”？

白彤东：哲学家面对的问题是我们活着都需要面对的、却在可预见的未来无法找出一个大家都公认的解决方法的问题。所以，对于这些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法未必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不像科学问题，比如说制造内燃机，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找出更好的方法，并且能找到一个标准去评判。成为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也不需要去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或者牛顿的原著。但是， “当代哲学家的研究一定比之前的研究要好”、“两千年前的思想已经过时了”的想法，却未必成立。

两千年流传下来的文本是经过了两千年的淘汰的，有无数聪明的脑袋曾经研究过，甚至挑战过。当然，可能有人会说因为印刷术不发达，所以有些文本就失传了。可反过来想想，即使在印刷术不发达的时代，《论语》这样的文本还是流传下来了，不正是说明了它们经过了两千年的考验吗？而最近二十年流行的东西只经过了二十年的考验。从常识上判断，哪种文本更可能带给你更深刻的观察？当然是两千年流传下来的经典。不过，这只是常识上的判断，做研究的话还是得去读，看看能否读出一些深刻的想法。因此，最终还是得靠读者去把“微言大义”找出来，只是通过读经典能读出“微言大义“的几率我认为更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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