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马尔科姆·哈里斯近日指出，美国人现在所欠的学生贷款大概有一万亿美元，比信用卡欠款还多。他解释道，学生债务是“一种极端的处罚方式，既不能以破产的方式免除，也没有过期时间，讨债人可以用工资、社保支出甚至失业救济金来抵债。”这一重担的分布可以用马太效应的反面来描述：对什么都没有的人，没人会给他任何东西。穷学生和少数族群学生比白人学生借得更多。或许因为并不了解相对便宜的联邦斯塔弗德贷款（Stafford Program）与父母 PLUS 直接贷款项目(Parent Plus programs），前者从这些项目贷款较少。

他们更多依靠私营贷款人——但丁会将这些贷款人连同信用卡经营者放入地狱的最底层。

正如我们所见，这些所有的支出都是为了负担一个智识上收获甚微的教育，而很多受教育者还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当然，最不走运的则是那些退学的人，他们还背着这些贷款——尽管他们在不景气的时候几乎肯定比毕业生挣得更少，待遇更糟。然而甚至毕业生的失业率也在上升——学生贷款的违约率也同时在上升。

高等教育的泡沫要碎裂了吗？我没有答案。考虑更周全的作者们警告我们不要相信那些单一原因的解释。比如博温和他的同事考察过学生贷款对流失率的影响。他们得出结论，欠债并不是学生流失的主要原因。不过，这些造成学生流失的因素是互相交织的（可能不是立法者当初的意图）。我们想象一下今天做一名普通学生是什么样的。你在高中表现好——甚至非常好。但你进到大学里，没什么研究和写作的经验，也不了解你的学习跟之后的生活计划有什么关系。

你欠着债开始你的第一年，并且知道还会越欠越多。你在超市或者某个快餐店工作，以负担日常开销。你住在一个大而旧的宿舍，或是大而不结实的校外公寓，有着自己的单人间和浴室，虽然提供了隐私但也带来隔离。你远远地看着教授（这种距离不仅是空间上的，也是文化上的），坐在宽阔黑暗的大教室的后排，而你的同学则在用笔记本电脑上 Facebook。

难怪在这些状况下很多学生永远不会真正体会新的大学功课的要求和标准。相反，他们周转于课程之间，寻找娱乐和不费力就能取得的好成绩。于是很多学生在遇到麻烦的时候还没有做好准备也毫不令人惊奇。学生酗酒、抽太多大麻、玩太多电脑游戏、遭遇车祸、怀孕、尝试帮助厌食症室友而不知所措，还常常得不到之前父母提供的关键帮助，因为他/她也失去了工作。

年纪大一些的学生——这些年，多数学生年龄都比传统的大学年龄要大——往往需要全职工作，同时要照顾孩子、父母。那些容易遇到这些问题的学生也正是那些自出生以来没有受过如何走出官僚体系迷宫的教育的人。他们没有信心看到一扇打开着的门，那里有友善的导师或教授愿意帮助他们，他们身边也没有能为他们找寻帮助的父母。

当地时间2016年7月6日，美国新泽西州大西洋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发表竞选演说。希拉里正在转变她的教育经费政策，提议免除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公里大学学费，这项提议或将为其赢取部分伯尼·桑德斯的选民。（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幸运的是，很多学生不光走了过来，而且还在这些障碍的夹缝中茁壮成长。很多教职员工尽力帮助他们。大学文化如同政治，是很本地化的。很多州立大学都在挣扎——比如被媒体大肆宣传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很多大学尝试给班级人数设限，让教授们忙于教学。辍学学生和毕业生不同，但他们之间的区别并没大到像溺死者和被拯救者之间的区别。

一些转到了其他大学。一些人参军、重整他们的生活，依靠退伍军人权益法又回到学校，但毕业太迟，已不算是原来那一级。一些找到了秘书的职位来供养孩子，在中年读完学士学位，获得更好的工作。但这些例子仍然属于例外。

知道这些情况以后，还如何能宽恕？这个体制的成功部分就是建立在失败之上。行政人员所指望的学费是本科生借钱所交，而他们也知道本科生会在用尽学校服务之前就辍学。为了提供教学，他们剥削仍在研究生院的学生，他们也知道当中很多人也同样会辍学，没有办法谋到终身职位。一旦教职员工自己工作稳定之后，他们就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也听不到他们自己学生的哭诉。甚至当有改善的意愿的时候，资源也常为完全不同的目的所用。

最后，在很多大学，杂耍取代了正事。竞争性的体育运动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和体力，而一些恰恰可以用来给学生提高条件。在看到追求橄榄球荣誉给拉特格斯大学带来的结果之后，很难不觉得悲惨，而它本有着很多优秀的院系，而且——考虑到新泽西州良好的财政条件——应该成为东海岸的伯克利或是密歇根大学。

拉特格斯大学每年花2690万美元资助运动项目。同时，教职员工工资封顶，加薪被全面终止。历史学家办公室里的固定电话被拆除。器械修护被推迟，而从早用到晚的教室则变得越来越破旧。

当批评家表明用教学的费用来支持橄榄球队说不通时，拉特格斯大学一位官方发言人回答：“大学对运动项目的直接支持只占大学预算的1%。”想必他认为读者不知道任何大型机构的预算，前一年没有计划的数额最多占整个数额的1%或 2%——或者更具体来说，运动项目吞噬了那些本可以用作提升大学核心活动的钱。克里斯托弗·纽斯菲尔德也并不是唯一一位清醒、了解状况的观察者，相信政治精英正蓄意攻击中产阶级教育。

面对危机，我们需要怎样的写作？

或许这不是危机。总之正如很多观察者指出的，这是我们现在的生存方式，例外和希望的空间同样存在。依然，那些如同拿破仑的军队黯然离开俄国一般离开了大学的那一群被遗忘的学生，他们没能在课程中受到启发，他们被个人经历的失败所刺伤，背着债务负担，他们也需要被人描述。

也许，那些认真对大学进行过论述的作者可以不再那么关心谁进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而开始关心那些大量没能从伊利诺伊、西弗吉尼亚、佛蒙特和德州大学毕业的学生。《教育的终结：为何我们的高校放弃了生活的意义》（2007）一书的作者安东尼·库朗曼对人文学科腐败发起批判，关注多数美国学生的切实境遇，这样的教师也很有教育意义。然而，关于人文学科之死的批判无论多么雄辩，也不能补救每年数万学生所经历的不人道的教育。

最好的则是让出版商找到有兴趣的作者，让他们从细节上描述一些大学，包括它们的所有缺点。论战的书籍，甚至包括那些有点内容的，最终成了扔泥巴，而不是摆事实——而扔泥巴，一如哈克贝利·费恩对汤姆·索亚指出的，不是讲道理。多数实证研究都有意使用抽象的语言，并以价值中立、平实直接的方式写就，难以吸引专业人士之外的读者。

以上两种类型的书籍都没能给一个正常智力的非专业人士——比如家长或学生，校监或校董——生动地描述大学中各种人群一年的生活和工作，更不必说清楚地解释学术机构内的财政与教学、坏的意图与好的管理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高喊“回去阅读希腊经典吧”并控诉邪恶阴谋肯定是有趣的事情。但如果有了解情况的作者把握住美国大学的肌理与气息，并像托马斯·里克斯、伊万·赖特、伊丽莎白·萨默特以及其他作家描写军队一样令人信服地写出来，公众讨论与审议会更有建设性。小说家很早就发现了这一领域。那么伟大的记者在哪里呢？他们会发现有些学生努力学习并取得了优异成绩，也有更多的学生白白浪费学习机会，而他们也许能找出其中的原因。

本文转自【文化纵横】（ID：whzh_21bcr），已授权观察者网转载。文化纵横——致力于中国文化重建和价值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