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失望的学习现状

大学课程变得怎样了？在《不学无术》一书中，阿若姆与罗克莎勾勒了一副令人心寒的图景。核心论据来自于 2322 名大学生所参加的标准测试——大学生学习能力测试（the Collegiate Learning Assessment）。这个测试在入校第一学期测试一次，而后在大学第二学年末再测试一次。考试并不是选择题，而是需要学生阅读一系列关于一个虚构的商业或政治问题的文章，写一篇给政府官员的政策建议短文。

而来自全国学生参与度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的数据——每年全国几百万学生填写的学生自我学习评价——以及近年学生生活的民族志调查则提供了丰富的背景。

结果让人警醒。大学生学习能力测试显示出样本中大约有45%的学生并没有通过前两年学习在批判性思考、复杂推理以及写作上有实质进步。而看一下他们的学习情况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这样了。学生报告每周平均花12个小时学习——比1961年的每周25小时和1981年的每周20小时都有所下降。样本中有一半学生在前一学期没有选修过任何要求写20页以上作业的课程，还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没有上过任何一门每周要读40页阅读材料的课程。

在不同类型的大学之间情况差别很大。样本中各个院校，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小型学院，都有一些学生表现出众，也有一些项目比其它项目让人学到更多。但大抵来说，有两点是很明晰的。第一，传统的学科与方法仍有其教育价值。现在对基础学科感兴趣的学生远远比两代前要少。

然而这些学习纯学术专业——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学生仍然比那些学习商科、传媒以及其他新的应用型学科的学生在测试中表现得更好。在目前全国的图书馆和教室都在为风靡一时的合作式学习而重新装修时，花费大多数时间单独学习的学生比那些跟别人合作学习的学生表现得更好。

第二，更令人沮丧的是，很多学生来到大学时并没有对他们的课程有特别的兴趣，也不了解这些课程如何为他们未来的职业打下基础。阿若姆与罗克莎写道，他们所珍惜的，则是实现“诸如《动物屋》（1978）和《留级之王》（2002）这些流行电影中所描绘的大学生活的文化图景”。学术学习并没有占据他们头脑中大学图景的大部分，甚至在顶尖的加州大学，学生报告他们平均每周花“12小时与朋友社交，11小时玩电脑，6小时看电视，6小时锻炼，5小时用在自己的爱好上”——而只有13个小时学习。

最终，对他们中的大多部分而言，大学所提供给他们的不是技能或知识，而是学历：一张标志基本工作纪录和就业能力的文凭。那些成功学到知识的学生则往往——还好不是全部 ——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而且在顶尖的大学就读。他们已是经济、文化精英社群的一员。我们伟大的、民主的大学系统成为了维持社会僵化的支柱——一个破败的社群，诸多成员漫无目的地通过其间，所学甚少，最终又回到他们出生时所处的经济、社会状态。

正如西蒙·海德在另一篇文章中所示，在英国，大学教师必须接受那些令人厌恶的机械式的生产标准评价。但英国有一个成熟的对本科生教育的外部测试体制，可以将全国的大学教育项目水平如实地反映出来，尽管多数学生能力不足，仍可确保一定的标准得以保持，并且在体制的每一层都为有能力的学生提供机遇。美国的高等教育并没有可与之相比的测试体制，而每一层它所提供的机会都取决于个人的慷慨与投入。

预算问题，谁来为之买单

大学在近几十年从很多方面重塑了自身，以符合现实的学生生活状况。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领域，大学鼓励教授们相信投入精力到研究上是合理的。他们有新的发现之时会获得奖励：减免上课时间。甚至那些没有发现美国的人（一个意大利说法）也尽可能地待在实验室或图书馆里。教学越来越多的被重新分配给研究生和兼职教师，而不再是已经取得或者有望取得终身教职的人。

理论上，院长们很不情愿采取这些措施，是预算的束缚迫使他们这样做。而事实上这些措施有助于招募、挽留明星学者，他们的工资和研究支持金额很高。比起说服一位有深度的思想者一个学期教 120 个小孩儿而言，说服他去西瓦什（Old Siwash）并带几个研究生更为容易。

甚至在这个据称预算紧张的时代，收入不菲的行政人员与非教职的专业人员仍在激增——同时增加的还有他们所提供的价值昂贵的课外活动，从大一新生的团队建设到校际运动。这些活动所传达的意义很清楚：没有人把课堂学习看作核心诉求。

这是一个危机吗？阿若姆和罗克莎说不是。因为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会继续找寻并支付读大学的机会，而政府和研究生院也会继续接受大学毕业生，企业还会继续雇佣他们（而且还每年花费 50 多亿美元培训雇员所需的能力）。而那些出生于富裕、专业阶级的人从最好的教育中所得到的收益则是不成比例的高。无论受到什么样的大学教育，你都会比没有读大学赚的钱多。

当然，不要指望你能赚到和那些斯坦福的应用数学毕业生一样多。没有人知道家庭还会愿意负担多久这样象征性的四年培训，而且，这份教育正变得越来越昂贵，并且正逐渐失去影响力。

很多改革的议案在流传——但多数只会使情况更糟。在德州，关于公立大学的辩论非常激烈，雄辩且资金丰厚的批评家要求教职员工以更低的成本教授更多学生。而实现这个要求，方式只有一种：让小组讨论完全由忙碌的研究生和兼职教员去辅导，而让更多本科生进入大的讲堂，但在那里，他们与教授并没有个人的接触。

这样做并不会让那些年轻人打开他们的 Kindle 电子书，在他们自己的时间里阅读。我们在开启学生的独立思考上已经做得很差了，难道我们想做得更差？另一种流行的建议——在线课程——只有在全天24 小时在线提供辅导的情况下能发挥作用。但这却会使得这类课程跟普通课程一样昂贵。

流失的学生

正如威廉·博温与他的合作者在《跨过终点》一书中所写，相比引导学生参与学术，我们的体制在另一层面上无可争议的做得更糟。最近关于研究生教育的论战中引证高辍学率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例如尤其是人文领域，有将近 50%的学生中途退学。研究生项目当然需要审查与改革。但它们的损失并不特殊。辍学是美国各级教育的普遍现象。

正如漫画家鲁布·戈德堡（Rube Goldberg）笔下的每个阀门都会漏油的机器一样：在美国，高中生毕业率只有不到70%。大概70%多一点的高中毕业生会接着受某种高等教育。但只有略多于50%的读本科的人能在6年内毕业，与此同时只有30%进入社区大学的人能在3年内拿到大专文凭。那之后，大部分人都不会毕业了。

看看那些提供大多数本科学位的公立大学吧。少数的一部分——维吉尼亚大学，威廉与玛丽学院，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能有90%或更多的学生能在六年内毕业。另外的15%左右的大学6年内的学生毕业率在80%。其余学校的状况就更糟糕了。在新泽西，旗舰州立大学拉特格斯/新不伦瑞克校区（Rutgers, New Brunswick）四年的毕业率是52%，六年的毕业率是 77%。在每年5835名新生中，有1342人没能在6年内毕业。俄亥俄州立大学、印第安纳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爱荷华大学每年没法毕业的学生的比例大致如此。

而在美国历史上最棒的州立大学之一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只有48%的本科生能在4年内按时毕业，虽然6年内毕业人数又能多30%。然而这是公立大学的顶端，是冰山浮现在海面上的那部分。一些州立学院（再加上盈利性大学）的多数学生在毕业前就放弃了学业。美国曾是全世界教育做得最好的国家，而现在退到了第十位。

美国某大学不同族裔的学生发生冲突。（图片来源：西雅图华人论坛）

辍学可能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有时候留在学校代价更大。无论是学生失去兴趣还是离开就学的位置，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都负债累累。在 1950 年代后期和 1960 年代的扩招时期，有着大学文凭的美国人激增。同时开始盛行的做法是那些大学没有提供技术训练的职位也开始要求大学文凭。

最终公共投资的规模增大，成为高等教育资金的主要来源。因为国家通过税收资助了大部分大学预算，学费较低。学生可以借少量的钱来负担他们的学费，用一些时间打工就可以赚来他们的生活所需，还能做到按时毕业，债务也不多。如果他们退学，他们则会遇到一些财务困难，但也不是灾难性的，因为数额还比较小。

但自里根革命以来——正如克里斯托夫·纽斯菲尔德在他对加州大学系统所作的细致研究中所揭示的——各州将越来越多的教育成本由他们自己的预算转嫁给了学生及家庭。旗舰州立大学将它们的学费设得比精英私立大学低，但它们所提供的教育以任何标准而言都不是廉价的。在密歇根大学，一个本州的大一学生共要花费25,204美元，大四要花费26,810美元。

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本州的大一学生今年需付的学费、杂费和生活费用总共为25,416美元。很多时候家里出资、学生赚钱和奖学金加起来还是不够，而学生和家长必须去借贷以弥补差额。今年，需要借钱上学的学生（占学生总数三分之二）在毕业时平均欠债33,798美元——是十年前平均欠债数额的两倍。那四年在大学校园里的轻松生活，相比之后 10 多年负债的日子而言，未免代价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