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遣更多的美国军队去阿富汗打仗——特朗普曾经鄙视的没完没了战争的典型——也不叫孤立主义。不论人们如何理解特朗普支持逊尼派针对什叶派发动地区冲突的行为，他发誓说通过协商达成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协定，他对朝鲜发出的威胁，以及他针对贸易及北约组织可行性的发展性观点——这些都不意味着不参与。

它们意味着更为恶劣的情况：一种耳目闭塞、冲动任性且反复无常的对外政策。事实上，如果“政策”一词暗示一种可预测的行为模式的话，美国的对外政策在特朗普上任时就不复存在了。美国现在随着总统大人的心血来潮而实施或克制行动。特朗普的批评者们误会了他们的总统。那些担忧查尔斯·林德伯格，著名飞行员及美国优先运动赞助人的鬼魂将定居总统办公室的人们可以歇歇了。真正的问题在于，特朗普正在自作主张，而且他认为尽在掌控。

而更为重要的是，与特朗普本人不同，特朗普的批评者们对时局存在误解。无论他对于外交领域的敏感点是多么得未加察觉，总统候选人时期的特朗普都正确地感知到对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恰当角色的固有观点已经不奏效了。在普通公民眼里，前总统老布什或小布什，比尔·克林顿或希拉里·克林顿，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或前总统高级助理苏珊·赖斯指导下制定的政策都不再能够获得不假思索的同意了。

人们已经证实，“美利坚万年长”的想法破碎了——因此，“美国优先”的呼吁成了备选项。这一措辞本身在两党精英中引起的歇斯底里只会在那些竞选期间放弃“糟糕透顶的”希拉里转而支持特朗普的人眼中增加吸引力罢了。

不论特朗普自己笨手笨脚的结果如何，那种吸引力可能会一直存续。因而，机会等待任何未来的政治领导人，只需他们精明地阐明一种保证实现原旨美国优先运动目标——无需参与不必要的战争就能确保美国的安全和幸福——的对外政策。挑战在于特朗普自己已经几乎可以确定是不能将“美国优先”从一个带有丑陋历史包袱——包括反犹主义污名——的标语转变成一个摆脱偏见开明进步的行动计划了。换言之，挑战在于从特朗普手中解救“美国优先”。

想想明天

据里诺称，乌托邦全球主义的症结在于“剥夺大众的权利并授权给了一个技术官僚精英阶层”。这对精英来说是好消息，但对被剥夺权利者则不然。的确，自从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创造出了巨大的财富。但它也加剧了不平等[8]。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美国军事政策中：那些负责为美军提供武器装备的人已经获利丰厚；而那些实际被送上战场的人的处境就不那么好了。2016年的总统大选使所有人清晰地看到了产生的深刻分裂。

里诺提出的解决那些分裂的办法是促成“爱国主义团结，或者重新缔结一个国家信约（covenant）”。他是对的。然而考虑到“信约”一词具有宗教内涵，它无法在世俗世界内飞翔。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能够将美国人联系在一起成为美国人（以对抗世界公民）的陈述，该陈述同时也应为参与实际世界而不是曾经的世界提供基础。

为了实现这一高大目标，美国人应当回到起点并请教宪法。宪法那简明的52字序言概述了联合的目的，以“确保我们及我们的子孙后代享有自由的赐福”作结。强调“我们”，序言表明了一个狭隘的，甚至是自私的目标。不管怎样，强调“我们的后代子孙”，它便要求更为宽宏的响应。这就是一个替代乌托邦全球主义的宽宏而具前瞻性的选择的基础。

认真对待将对美国人子孙后代的自由赐福转化成前述一系列不同的对外政策问题的责任。首先，如果他们能够享受他们被赋予的自由，美国人应该为未来的后代做点什么？至少，子孙后代应该享有一个宜居的星球，安全的合理保证，国内的家庭拥有体面的工作秩序，三者一齐保证了个人和集体追求幸福的权利。

其次，这些自由的先决条件的威胁是什么？一些威胁尤为突出：大规模环境崩溃[9]的可能性，由急剧变化的大国势力名单导致的全球冲突的危险，以及公民分裂并陷入混乱以致既不能形成身份认同也不能有效追求公益的前景。分开来看，这些威胁中的每一种都对美式生活方式构成严重威胁。

如果多于一种成为现实，那么生活方式很有可能难以为继。同时实现三种将会危及合众国作为一个独立共和国的生存地位。因此，美国政策的首要目标应该是预先阻止这些不测事件。

如何最好地应对这些威胁？乌托邦全球主义的支持者们会主张美国应当继续做它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即使自冷战结束以来，他们的方法加重而不是减轻了问题。对“美国优先”的广义理解则更有可能提供一个得出积极结果并征得公众支持的替代方案。

“美国优先”对环境恶化的回应应当是试图减缓全球变暖，同时强调对美国本土资源——水、空气和土壤、植物群和动物群、海岸线及内陆水道的保护工作。仅仅追求经济增长的思路应当让位于修复因不计后果的开发和过度发展工业而造成的损失。为了实现那些修复目标，国会应当像现在大方提供给五角大楼资源一样，提供必不可少的资源。在所有与守护地球相关的问题上，美国应当成为典范，使各地的未来世代受益。

“美国优先”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的回应应该始于认识到单极的局势已经过去。我们的世界正处于一个多极时代[10]。一些国家，如中国和印度，正在加入第一梯队。而另一些长久习惯于扮演领导角色的国家，如法国、俄罗斯和英国，正在衰落但仍留有重要性。占据第三类的是那些在生成中的世界秩序里地位仍有待界定的国家，这群国家包括德国、印度尼西亚、伊朗、日本和土耳其。

对美国来说，尽管极有可能在可见的未来保持优秀，但优秀不意味着霸权。自华盛顿发出的号召不是强制推行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11]，而是促进共同共存。与永久和平和世界大同相比，稳定和避免激烈战争似乎是适中的目标，然而果真实现了那一目标，未来的世代将会心存感激。

相似的论证适用于核武器问题。不管曾经授予美国的蓄势待发的打击力量优势多么显著，几乎可以肯定，该优势会在即将到来的年月中消失。随着五角大楼继续研发更具辨识能力且奇异的杀人方式和打击对手的方法，战略威慑将不再需要依赖于保持核反击的能力。甚至于美国实际使用核武器也变得越发不可想象，然而，美国自身受到这些武器伤害的可能性将继续存在。作为一劳永逸摆脱核武器灾害的第一步，美国政府应承担《核不扩散条约》的义务，而不是光动动嘴皮子。

条约规定缔约国为了废除核武器而“进行关于采取有效措施的善意磋商”。认真对待那项义务将为摆脱偏见的自利树立典型：而这种自利则构成了美国优先意涵的精髓。

关于促成特朗普上位的社会分歧，美国人可能会发现，重塑对于公益的普遍理解将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乌托邦全球主义与一个动荡的时期相伴相随，这一时期中与传统规范相关的性别、性特征、家庭及身份认同等讨论在多数人中失去支持。结果导致分裂的深化。一个阵营中的人们激烈地捍卫如今破碎的社会秩序；另一个阵营中的人们则希望大家服从诸如多样性和多元文化主义的训导。双方都表现得水火不容。他们都没有表现出多少同情或妥协的意愿。

一种重新设想出来的“美国优先”治国方案将尽可能努力使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当前国内文化战争隔离开来。除非美国人自己就自由实际需要什么达成一致，美国准备输出何种自由的赐福就仍是不可知的。

这不必意味着对侵犯人权视而不见。而一种“美国优先”的对外政策将会承认，在大量敏感问题，如持枪和变性人地位等问题上，权利的定义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考虑到那一情况，前总统华盛顿在其告别演说中告诫提防的“眷恋”就不单单适用于国家也适用于事业。在每种情形下，那些负责制定对外政策的人应当避免采取那种威胁削弱国家脆弱国内凝聚力的立场。

期待政治止于水滨或许是天真的想法。尽管如此，外交领域不是赢得美国人自己仍强烈争论问题之胜利的合适场合。选举才是干这个事的。现世的美国人有责任为子孙后代提供机会来自己清理这些事情。

相似的情况适用于美国的军事政策。未来的世代应自己拥有选择权。不幸的是，在乌托邦全球主义资助下发动的军事行动已经缩小了可利用的选择的范围，并挥霍了大量资源。9/11之后的战争告诉我们：阿富汗战争[12]是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战争，伊拉克战争是第二长的战争。

不可计数的金钱被浪费掉了——政府高层却鲜有人对计算数字感兴趣——这导致了美国国债的激增。在冷战结束时国债约为4万亿，今天增长到20万亿，根据计划，到这个十年的年末，国债将超过25万亿。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还没有结束其开始时的工作，然后又过度借款以掩盖其失败事实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