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会切断与美国的经济合作

《俄罗斯报》：最近，您在参加国际专家讨论会时提到，“目前的冷战不会是一场正面战争，而是一场多方位的不对称战争，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作准备？

亚历山大·戴金：第一次冷战是一场军事——战略、意识形态的战争。当时，我们与美国几乎不存在经济层面的关系，那时候中国和美国之间也根本不存在经济关系，中国志愿军还在朝鲜战争前线作战。

而如今，中国与美国、欧盟的贸易额接近1.5万亿美元。美国正在减少财政部的债券储备，但持有中国债券的规模仍有近1万亿美元。因此，中国人不会与美国切断经济关系，美国人也不会这么做，因为这威胁到两国的经济福祉。

意识形态战争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体现地最为明显。在第一次冷战中，我们坚持无神论立场。今天，我们不再坚持这种立场了，我们各国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应该以平常心看待中国的国家利益，它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

·分裂世界中的分裂社会

《俄罗斯报》：您还提到，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越来越严重。但这种不平等在国家内部也在加剧，经济、环境、数字、疫苗等方面都存在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说，一个分裂的世界中的分裂社会是现代世界秩序的主要特征？

亚历山大·戴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尽管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不断减少，但印度国内的不平等性在增长，中国自1980年起也开始增长。虽然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一直在减少，但发达国家内部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

如果我们谈论西方社会，自1960年代初以来存在的社会契约正面临着崩溃。这种社会契约的含义非常简单：每一代人都会比上一代生活得更好，孩子们比他们的父母更成功。而今天，它已经不起作用了。

有这样一个指标——人类发展指数。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个指数一直在下降。这表明，建立在经济持续增长、日益繁荣基础上的社会契约的命数已尽，而数字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一进程。在农业方面，个人生产力之间的差距达两到三倍。在工业领域，则达五到十倍。而在数字经济、创意经济中，这种差距可以达到数百倍，相应地，人们的补偿金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这样的差距和不平等引发了许多事件，也包括国家内部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制定。

今年9月，数万人聚集在布拉格街头抗议能源价格飙升。图自美联社

《俄罗斯报》：在一次采访中，您说，鉴于目前的新局势，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资产进行重新评估，将其分为核心资产和非核心资产，这么做对俄罗斯是有利的。您说的“核心”和“非核心”是什么意思？

亚历山大·戴金：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外交政策的焦点放在横向维度上：东方与西方的对抗。形象地讲，就是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1990年的《巴黎宪章》，关于欧洲没有矛盾的优美措辞，这一切都像是乌托邦，就像“欧洲共同家园”。因此，今天波罗的海国家与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一起，重新唤起了百年前的比尔苏斯基构想，即在俄罗斯周围建立一条防线。这些国家影响着欧洲老牌国家的政策，如德国和法国。

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对俄罗斯而言，没有比波罗的海三国更具有侵略性的国家了。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在这些国家的每个首都设立大使馆，还是在里加设立大使馆，在塔林和维尔纽斯设立领事馆就足够了？另一个问题：我们是否需要在里斯本设立大使馆，还是在马德里设立大使馆和在里斯本设立领事馆就足够了？

外交政策资产不是无限的，我主要指的是人力资源——高素质的外交人员。在我看来，现在应该把这样的外交资产投入“后苏联空间”。让我们把核心资产和非核心资产分开。

《俄罗斯报》：“后苏联空间”国家对俄罗斯仍然十分警惕。我们可以从那些宁愿与俄罗斯保持距离的某些邻国身上看到这一点。其中一些国家已经接受了俄罗斯的帮助，但不能说他们对俄罗斯充满了感激之情。

亚历山大·戴金：您所说的感激之情在与共有花园的邻居关系中是可能存在的。在政治上，感激之情是一种罕见的东西。但你的话恰恰证实了我所说的话，我们是后知后觉的，我来给你举个例子。

1968年底，在著名的八月事件之后，苏联科学院内建立了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研究所。直到2014年底，我才在这个研究所创建了一个后苏联空间研究中心。但对我们来说，提早与前苏联各共和国建立良好的关系是重要的，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而不是事后再去敲他们已经紧闭的大门。

因此，我们成立了一个后苏联空间研究中心，中心工作人员的首批任务之一就是分析乌克兰高中学生的文学和历史教科书。通过简单的频率分析法得出，乌克兰的反俄趋势在1997-1998年开始迅速增长，但我们直到2014年才发现这一点。我们先前没有研究过乌克兰社会，也没有研究乌克兰青年。我们本可以邀请乌克兰教师来这里，与他们举行一些研讨会，寻找可以相互协作的领域，但我们并没有做到。我们曾尝试过与乌克兰在商业层面、高层互动层面达成协议。

11月28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连任后访问俄罗斯，与俄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图自澎湃影像

我不希望这种情况在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关系中重演。如今，我们的研究所正在十分仔细地研究这些国家。您看，中国和美国在这些国家的首都所设立的大使馆建筑是多么宏伟，再看看在那里工作的外交官数量有多少。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缔结了“永久战略伙伴关系”，白俄罗斯与中国缔结了“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人把语言学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工具，他们不说空话。

《俄罗斯报》：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谈话中得出什么结论？

亚历山大·戴金：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定位从横向认识转向纵向认识。在未来20年内，这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早些时候，我们考虑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空间，现在我们应该考虑从摩尔曼斯克到上海的空间，把我们外交政策的力量集中到这条南北垂直线上。

北极圈不冻港：摩尔曼斯克 图自俄罗斯卫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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