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历代王朝首都的皇室、勋戚、官宦、军队、富商大贾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各色人等形成的庞大消费群体所需要的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物资，必须通过漕运从全国富庶的各地攫取而来，水运是最廉价运输方式，而运河则是为此服务最好的工具。

与此同时，“漕运自产生之日起，便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经济活动，触及到社会的许多领域，诸如国家政局的稳定、战争的成败、农业经济的发展、商业经济的繁荣、交通运输的畅达、区域社会的开发、社会生活的安定等等。尤其是封建社会中期以后，漕运发挥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动能，粮食的运输仅只是漕运的一种形式，漕运实则已经转变为统治者手中调节器，对社会进行广泛的调控，对许多不安定的社会因素和失衡的社会现象，统治者都借助和倚重漕运（或漕粮），以达到平息和制衡的目的。此外，漕运还起着一些不属于封建朝廷控制范围、客观上却十分积极的社会作用，诸如促进商品的流通，刺激商业城市区的繁荣、促进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加强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等。”

由此可见，运河在多民族统一的国家里，已不仅仅是一种交通载体，而在客观上起了加强巩固和维护统一帝国的作用。因此，运河的修建，并非汉族为中心王朝的专利，也不受传统交通所谓“南船北马”理念的影响。北京附近的通惠河，就是女真族定都中都（今北京）时修凿金口河的延续。著名的京杭大运河是蒙古族入主中原后开创的。

《漕运图》

隋炀帝穿江南河，为的是加强中原王朝与分离了三个世纪的南方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巩固新建的统一政权。隋炀帝大业四年开永济渠至涿郡（今北京城西南部），将从全国征集来的兵员、军械、粮食及有关物资，运送集中于北方重镇涿郡，是为了征伐高丽的需要，保卫北方的边陲。南北大运河对隋统一王朝极具建立和巩固，无疑是起了关键的作用。

唐代首都长安地处关中平原，但“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天宝末，安史乱起，州县多为藩镇割据，贡赋不入朝廷，中央府库耗竭，朝廷粮食发生极端的恐慌。贞元初，关中“米斗千钱，太仓供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以飞龙驼负永丰仓米给禁军，陆运牛死殆尽。”贞元二年（786年）久阻的汴河一时畅通，江淮3万斛米运至陕县（今县西南），唐德宗在长安闻知后，对他的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又遣中使谕神策六军，军士皆呼万岁。”汴河的通塞对唐王朝命运攸关的情景，从德宗父子溢于言表的赤裸表现而暴露无遗。唐末黄巢起义平后，全国各地均为军阀所据，“皆自擅兵赋，......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王夫之说：安史乱后，“而唐终不倾者，东南为根本也。”盖指运河延长了唐朝的生命。唐朝人对运河的社会的功能有不同看法。皮日休《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李敬方《汴河直进船》：“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虽然对运河的功过评介不一，但认为对唐王朝的重要性却是一致的。

汴河

明代永乐年间定都北平后，恢复元代以来京杭大运河，朝廷对其依赖更甚于前代。“国家财赋，仰给东南”，是明代大臣论及漕运问题的奏章里最普遍、常见的用语。刘天和《问水集》卷五《治河功成举劾疏》：“臣窃惟运河国计所系，凡宗庙军国之需，营建宴赏之费，与夫四夷薄海之朝贡，京师万姓之仰给，举由是以达。”当时燕京“九重之供亿，六军之储需，咸取急焉。所赖以灌输者河道也。”每年漕运之京师“岁江南四百万之粮，以给官军数十万之用，上有关于国计，下有系于民生。”此非仅指朝廷而已，而是京师亿万民众生活所需皆仰给出于运河。所谓“京师之地，素称瘠土，衣食百货仰给东南，漕河既废，商贾不通，畿旬之民，坐受其困。”大运河是京城和江南之间唯一交通运输线，几乎所有中国所产的各种物品都通过大运河输送至京师。可见大运河是明代京师赖以生存的生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