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如您刚才所言，很多人是通过影视剧了解法医知识，但影视剧里的相关情节常常是有误导性的，比如，《甄嬛传》里的名场面“滴血验亲”，您如何看古装剧里的这些影响深远的“假知识”？

周亦武：电视剧里的“滴血验亲”在古代还真的被广泛使用，古籍记载中，很多财产继承权的纠纷最终通过“滴血验亲”来判定。甚至电视剧里的滴血验亲作假古时候也有——在碗口抹上盐，能使血液更容易相融。不过，“滴血验亲”的结果完全是随机的，没有任何科学价值。

一段非常“不科学”的剧情：滴血“验亲”、白矾“诬陷”（图源：《甄嬛传》剧照）

古装剧里常有拔出一个银钗验毒的剧情。虽然银遇硫化物确实会变色，所以接触含硫的砷、含硫的汞等古代矿物毒物后有时会变色，但多数情况下这种方式是不奏效的，因为并非所有毒物都会使银变色。

再比如，大家常常说的“鹤顶红”，有人说是三氧化二砷，但它究竟是什么，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还有所谓“蛊毒”，也是一种神话和误传，很有可能是一些疾病突然死亡之后，古时候找不出死亡原因，就归咎于“下蛊”。“云梦秦简”还记载了一种“舌毒”——交谈或被咒骂后中毒死亡。还有人认为南方人的毒性比北方人更强。这应当也是错误归因导致的。也许是有人被骂后一时气血上涌，突发心血管疾病身亡，但古人不理解这背后的病理机制，错误地归以为“此人是被骂死的”。

其实科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通过实验来证实或证伪的过程，现代科学的理论在未来也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所以，我认为不存在所谓“假知识”。所有法医学方法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都有一定作用，至少也标志着科学的启蒙。只能说，有些古代的法医学方法的错误率大于正确率。

观察者网：可见在古代，由于知识的匮乏，很多案件可能成为悬案或冤假错案。法医学是伴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进步的。比如，著名的“白银案”就是因DNA检测技术的进步而告破的。您能给我们举例讲讲近年来的法医技术进步推动了哪些多年疑案的解决吗？

周亦武：您刚才提到了“白银案”中用到的DNA检测技术，这一技术在近几十年间发展得非常迅速。1987年之前，中国没有DNA检测技术，法医主要依靠血型进行鉴定，鉴定准确率只有四分之一；现在，已经出现了可以通过检测几个细胞确定个人身份的“微量DNA”或“接触DNA”技术——只要你碰我一下，就可以通过你留下的DNA确定你的身份；未来，我们甚至可能通过一滴血就确定血液主人的身高、长相、年龄、性别和民族。我们通过DNA获得的信息会越来越详尽。

你提到的“白银案”的侦破离不开遗传学或曰法医血清学的发展——警方将20年前案发现场留下的DNA与男性Y染色体库中的DNA对比，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男性亲属，继而锁定了嫌疑人。

除了DNA技术，分子生物学、分子解剖学也取得了很大进步。通过分子生物学，我们可以鉴定出许多之前难以鉴定的死因，比如刚才提到的蛇毒中毒、胰岛素中毒等。通过分子解剖，我们可以鉴定出某人看似普通的突发疾病是否源于基因突变，这种突变是无法通过肉眼和显微镜观测的，只能通过DNA检测或RNA检测判定。

我们还可以进行“虚拟解剖”：给遗体做CT或MRI（核磁共振），得到三维照片，不用开刀，就能完成法医解剖工作，获得法医鉴定所需要的完整信息。这样，我们就不必对遗体“大动干戈”了,也比较适合在法庭上进行演示。

“虚拟解剖”技术正在日趋成熟（图源：Stanford University)

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还很有希望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法医学，这样就可以摆脱我们鉴定时很大程度依赖经验判断，而是通过大数据的学习给出更为精准和量化的推测。

此外，我还希望我们能够建立全国的法医解剖死因鉴定数据库，把意外或其他死亡的死因信息数据汇总，提交给有关部门，从而调整相关政策并制定相关法律，最大限度地避免未来发生类似的悲剧。这样法医才真正做到不仅“为死者言”，更能“为生者权”。

观察者网：多年来，“白银案”、“朱令案”和“南大碎尸案”在网络上并称为“三大悬案”，备受网友关注，大家都非常希望它们能最终告破。此前，大家一度认为“白银案”已无望告破，但法医学的进步使“奇迹”发生了。根据您的观察，随着未来技术的进步，其他两起案件有可能被侦破吗？

周亦武：一个案件最终能否侦破，和当时警方的处理方式有很大关系。如果所有物证都得到妥善保存，留下了一些适合当下技术的物证，未来这个案件是有可能侦破的；如果DNA等相关信息完全没有留存下来，那么这个案件就可能沦为“死案”，即便犯罪嫌疑人交代了罪行，我们也找不到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他的罪行。我们要抱有最好的期待，但最好的期待未必能够实现，这是时代的局限和科学的局限，因此我们也要了解到法医学和其他各种科学一样，并非万能的。

所以，我们在做法医工作时要注意三点：第一，按最高的标准做鉴定；第二，以标准化的方式做鉴定；第三，要有前瞻性的眼光，相信现在无法侦破的案件未来未必无法侦破，为未来的警方留存足够的证据。

我父亲经历过这样一起案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位女性唐氏综合症患者遭强奸后怀孕，最终打掉了胎儿。当时，警方已经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但当年的技术不足以提供确凿的证据。于是，我父亲将胚胎放在福尔马林中保存起来，以待日后技术进步后作为证据。技术发展到现在，我们已经有技术能从保留在福尔马林里的组织中提取出DNA，当年无法侦破的案件如果发生在现在已经可以顺利解决。

其实，并非每个案件都能被侦破。在我目前手头的案件中，我怀疑是他杀但最终没有被侦破的就有5至10起。毕竟法医的死因鉴定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案件最终能否被侦破还取决于很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