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省南北，各有活路

在多山的安徽、江南，最有威胁的是骤然爆发的山洪，古人称为“蛟水”。直到今日，短时间强降雨带来的麻烦仍难以克服，甚至会影响到高考的进行。可以想见，古人所受影响更大。

以徽州为例，晚明以来水灾频发，特别是随着清代中期大规模开垦山地、破坏植被，水灾对社会经济的损害变得更为明显。山洪裹挟泥土而下，不仅毁坏庄稼、房屋，还毁掉了民众费心力气才开垦成熟的山区土地。

不过，徽州人还另有生路，世人皆知大名鼎鼎的“徽商”，其实皖南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很有成果。有清一代，安徽各府州考中进士接近一千二百人，仅安庆一府就占比约四分之一，徽州府占比约五分之一，歙县、桐城都是科举考试的“大户”。

歙县风光俯瞰

相较之下，皖北的情况就显得非常尴尬了，淮河流域的皖北凤阳、六安、滁州、泗州、颍州五个府州，占全省总面积五分之二，却只有238名进士，还没比如徽州一个府。

皖北没有名商巨贾，也少有著名的文人，但要说起“造反”，却是轻车熟路、名人辈出。元朝末年的主要红巾军将领大多来自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其中最有名气的当然是朱元璋和他手下的“淮西勋贵”。

晚清时代，皖北又爆发了捻军起义，威名赫赫的蒙古郡王僧格林沁就折损在捻军小兵手下。就连最终镇压了捻军的淮军，也多多少少和皖北有些关系。美国学者裴宜理从近代皖北历史出发，为之贴上了“灾害——贫困——造反”的地域历史标签。

频繁的灾害，特别是毁灭性的水灾，的确严重损害了皖北的社会民生，是造成经济贫弱的重要原因。然而，贫穷就一定会造反吗？皖北的灾害，很大程度上缘于“被牺牲”的地位，是天灾基础上加了人祸，牺牲皖北是为了保全国家利益，倘若皖北陷入无休无止的动荡与叛乱，国家利益还能够得到保全吗？明清时期的帝王将相并非不知道这个问题，也不会坐视皖北因灾害爆发动乱。

证明这个历史判断，其实并不难。提起皖北的叛乱，总要提到元末的红巾军与晚清的捻军，然而在这二者之间将近五百年的时间里，皖北爆发过大规模的起义吗？并没有。翻越史书，更多看到的是乞丐、流民，甚至是遍野的饿殍。

王朝国家既然要牺牲皖北，就必须先强力控制皖北，也正因如此，当太平天国打碎了清朝在皖北的统治机器，反抗才随之爆发，而且成捻成伙，无休无止。而归根结底，最可怜的还是普通百姓。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下游的繁荣，他们承担了本不应该承担的灾难，被迫沦为灾民、流民，甚至是叛民。

客观地说，治水总要有牺牲，但关键是如何做出牺牲。所幸在今天，治水有了科学的支撑，民生成为第一要务，牺牲可以既有限，又值得。但即便如此，奉献的人也应该得到尊重，特别是同饮一江水的上下游，当别人舍弃家业保全了你，你却觉得理所当然，这恐怕是一种无知的傲慢。不如多一份感谢，多一份帮助，这才是同舟共济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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