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于圣明】

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开启了其访华之旅。并将其访华的首站选在了古都西安，这一安排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马克龙及其团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安悠久历史的兴趣。在演讲中，马克龙还特意提及了法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与中国建交的历史来彰显中法两国友谊的源远流长。不过，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法国人对中国本身和中国文化感兴趣乃至深入探究中国文化的历史，是要比两国建交乃至新中国的成立都要更加久远的事情。在遥远的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就曾经对中国产生过浓厚的兴趣。

15世纪以来，新航路的开辟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使得西欧人有机会向更远的东方探索。在商业利益和传教热忱的促使下，许多商人和传教士从欧洲出发向东，最终到达中国。这些西方来客在被中国与其家乡大大不同的人文和自然风貌吸引的同时，也将这些中国风物和中国见闻以本国语言记录下来，并在17-18世纪的欧洲出版。

这些传教士们受到清前期中华帝国繁荣强盛的发展状态的影响，且在日常交往中与皇帝本人和王公大臣等多有接触，也对中国当时流行的儒家文化有一定了解。他们大多认为中国当时国力强大，人民温和有礼而又不刻意与基督教世界为敌，是很好的传教对象。进而对中国做出了相当多的正面评价。因此，他们在作品中大多对中国流露出尊重与赞赏的态度。启蒙思想家们的中国印象，大多便来自于这些传教士的书籍。

但是，在对当时的中华帝国及其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理解和认识上，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对传教士们的记述做出了并不相同的解读。在这些解读中，传播最为广泛的两种中国观，是来自伏尔泰的“开明帝国”论述与来自孟德斯鸠的“专制奴役之国”的说法。

为什么参考了大体相同的文献的两人会对中国有如此不同的评判呢？这很可能受到了他们所看到的材料中具体描述的影响。但是，二人之所以对传教士作品中的中国进行自己的评判、想象乃至构建，实际上并非只是有感而发，而是一定程度上在利用他人对中国的陈述和自己对中国的想象来针砭时弊，乃至证明自己学说的正确性。

伏尔泰在其学说中认为，当时法国式的专制君主制度会造成昏君上台，对国家有害。民主制度则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也不利于国家发展。理想的国家应当由开明的君主依靠哲人的建议来治理。同时，他反对教会特权和宗教神秘主义，崇尚道德和法律，并认为在理性，道德和法律的指导下会产生繁荣的国家和诚实勤劳的人民。

因此，他在其著作《风俗论》中将中国理想化，并作为其学说的理想模板来进行阐述。他认为，中国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善良仁慈，热心法律与公益”，而且最为遵守以孝道为主要方面的中国伦理和中国法律（此处的“法律”指古代的各种律例，与当今法律的定义多有不同），为其子民做出了表率。

同时，中国的皇帝因为“家天下”的体制，而更加倾向于为他拥有的土地及其子民拨款进行修桥铺路等公共服务性工程，也因之更容易以家庭的模式组织国家政权。伏尔泰在此还举出了中国百姓将皇帝派遣来的官员称为“父母官”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在其他领域，伏尔泰也多次表达了他对中国以德治国的统治方法和开明专制的国家体制的赞赏。

此外，伏尔泰还认为中国的法律、信仰和民风等方面有许多可取之处。例如，他十分推崇中国的法律，并视其为道德和法律的适当结合。在这种结合中，法律“不仅用来惩治罪恶，而且用来褒奖美德”，使道德和法律达到了互相促进的效果。他还赞赏作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认为虽然中国所敬拜的“上天”和天主教所信奉的“上帝”有相同之处，但是中国对“上天”的崇拜是更为纯粹的，无需组织严密的教会，数量众多的教士。也不像基督教一样存在众多迷信传说与反理性、反自然的说教。

由此，伏尔泰将当时的中国视为以道德而非宗教进行治理的，合乎理性和自然法则的国度。传教士们的著作中所记载的彬彬有礼，温和谦让的中国普通人和拥有强大的同化能力的中华文化同样让伏尔泰心向往之。总而言之，从伏尔泰的角度看来，他心目中的中国是以道德力量施行教化，以圣君明主进行统治的开明国家，远胜于专制盛行，教会权力极大的当时法国。

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图片来源：作者收集，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