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的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操之过急的改革和其方向偏差。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要建设“欧洲大厦”的外交思想，即将全欧洲的利益放在首位，促进结束“欧洲相互隔离的状态”，并在其“新思维”和“民主化”思想指导下放松对东欧各国的控制。应当说，就苏东关系而言，这一举措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其过于激进的推行方式则直接造成了东欧各国的政治动荡与亲苏政权的倒台。

当时西方在经济上具有全面优势，戈尔巴乔夫的“欧洲大厦”几乎必然地让东欧各国向西方靠拢。而对于因冷战格局的存在、依靠苏联才得以作为政治实体存在的民主德国来说，“欧洲大厦”的构想直接将其推向了灭亡。

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国民众翻越刚刚开放的柏林墙。柏林墙的开放吹响了德国统一的号角。有意思的是，柏林墙的开放实际上是民主德国领导人沙博夫斯基误解上级命令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个缺乏深思熟虑的意外。当时东欧国家思想与社会混乱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在各个东欧国家，人民政治参与热情空前高涨，各种思潮纷纷涌现。而东欧各国的党却由于苏联的长期“看护”与窒息，没有能力迅速适应形势，引导思想。又因为苏联本国的思想混乱，东欧国家缺少外来的理论支援，只能选择随波逐流或暴力弹压的简单化处理方式。最终造成了波兰等国亲西方政府的建立和罗马尼亚等国流血冲突的悲剧。

虽然这种政治动荡是长期以来东欧各国对苏联不满的体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戈尔巴乔夫所鼓吹的、忽视根本的方向性问题而片面强调“自由选择道路”的“新思维”，过于快速与集中地释放了这种不满，并使苏联在东欧各国局势失控的情况下作壁上观，实际上对东欧剧变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在东欧剧变发生之后，苏联赖以生存的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与集体安全体系土崩瓦解，极大地削弱了苏联的实力。在军事安全方面，东德、波兰、捷克等国军队所拥有的大量技术装备一夜之间落入西方阵营之手，军事实力大大削弱的苏联本土直接处于北约地面力量威胁之下。一半以上外贸依赖经互会国家的苏联经济也在1990年出现了2%的负增长。

受东欧各国的西方化影响，苏联国内的反对声音也日益高涨。东欧的动荡与剧变将苏联赖以为生的外部条件极其快速地全部剥离，无论怎样来看，都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回头来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并不是社会主义阵营面临的必然命运。但苏联的一系列所作所为，无论是缺乏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和家长制作风对东欧国家各种利益的损害，还是苏共的武力与政治“规训”在东欧造成的万马齐喑的局面，都使得东欧各国、包括苏联的当权者在面对变局时不仅难以凝聚共识，互相信任，更难以做出妥协性与原则性并存的决断，这样的教训不可谓不严重。

1985年，曾任苏联外长的葛罗米柯曾在其回忆录中豪情万丈地写道：“我相信，岁月流逝，2000年必将到来，苏联人将在那时回顾15年前的岁月……他们会有根据地宣称……党的领导人坚决实现了这条列宁主义的路线，他们做得完全正确。”然而，几年后发生的一切和这些苏维埃人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当政治动荡的火苗起于青萍之末并迅速引燃整个苏东阵营的大厦时，当彻底成为孤家寡人的苏联于25年前的雪夜轰然倒塌时，也许大多数苏联人都不会，或者不愿意意识到，东欧剧变乃至苏联解体的祸根，其实是由几代苏联领导人自己亲手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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