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已经不再可能使用当年公开烧杀抢掠的野蛮手段，也不可能轻率地挑起英荷战争和七年战争一样的全面武力冲突，但另一方面，他的内阁里追逐利益的商人和手握大棒的军人有着远比当年东印度公司的铜炮和帆船更为强大的实力，在单纯的军事和经济这两样主要武器之外，他显然有比当年更多的选择来遏制中国。

面对这样一个“殖民公司化”的美国，我们虽然依然可以与其讨价还价，商谈交易。但无论是真正的东印度公司还是“特朗普东印度公司”，商人-军人联合体“用一切合适的手段按自己的意愿限制乃至驱逐竞争对手，从而使垄断利益最大化”的指导方针是不会变的。驱逐和限制竞争对手不只是殖民公司获得利益可有可无的手段，而是其得以获得垄断利益的根本保障。

166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长官Frederik Coyett向郑成功投降

因此，无论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还是“以实力促和平”，对今日中国而言都是必要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史实告诉我们，只有做好斗争的准备并且敢于斗争，殖民公司才可能在认清实力的基础上达成妥协。更何况，“东印度公司”纵使再强大，其最终的结局也是在内外变化之中破产。

当年成立几十年之久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尚且败于郑成功手下，只要谨慎应对，在朝野的一片反对声中寿命可能只有四年的“特朗普东印度公司”很难比其前辈从中国捞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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