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保守阵营不断挑起历史问题的原因

日本部分学者和保守人士在否定日本战争犯罪时，经常言及任何证明日本战争犯罪的证据，都是来源于受害者一方（中韩）以及亲受害者的第三方（欧美各国），而缺乏日本一方的官方档案证据支持。但殊不知造成这种状况的罪魁祸首正是战前的日本政府自身。

1945年8月15日起，日本举国上下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说来奇怪，在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后，盟军已经停止了对日本本土的轰炸，为何停战后的日本国土似乎仍处于战争的火海之中呢？事实上这是一场由日本政府、军部、警察全体对历史发动的战争。

从8月15日日本天皇播送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结束战争，到8月28日盟军正式进驻的两周左右的“空白时期”里，由于在波茨坦宣言中盟军声称要对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审判，深怕被追究的日本各级政府，对一切不利于自身的公共档案进行了彻底、系统的销毁。

尤其是在军队之中，证据得到了最彻底的毁灭。例如现在保存在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进行南京战役的华中方面军的正式记录，仅有原有档案的三分之一左右。日本外务省行动更为迅速，早在日本尚未投降的8月7日便下令烧毁所有机密文件。当时在南京的日本总领事馆中保存有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告，还有世界各国对日本大使馆和领事馆的抗议、批判，但都被付之一炬。日本历史学者笠原十九司在翻阅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时发现，许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外务省官方文件只剩下封皮，内容已经全部被烧毁。在日本政府所在的霞关地区和军部所在的市谷地区，大火燃烧了三天三夜，甚至让整个东京城消失在了烟雾之中。

因此在盟军进驻日本之后，日本早已完成了对自身历史的完美隐匿工作，日后的东京审判在举证上困难重重也正是出于此原因。在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问题上，即使有无数受害者一方的证据以及中立的第三国的证词，但由于缺乏加害者一方来自官方的决定性证据，反而为日后日本保守阵营不断挑起历史问题争论提供了便利。

日本APA酒店里放置的右翼书籍

相比于注重语境、性别、东方主义等后现代命题的欧美学界，日本历史学的主流仍是古板的实证主义。这与日本的历史学界承袭德国实证主义史学——兰克的衣钵（日本近代史学的源头、东京大学史学科的创办人人之一李斯便是兰克的弟子）不无关联，因此尤其注重对史学证据特别是政府档案的搜集和举证。由于日本政府在空白时期对政府官方档案的彻底销毁，导致日本一方的档案、材料缺失，不得不在此方面依靠当事者的事后回忆（常被反对者认为是迫于战后盟军压力下说出的伪证），就实证史学角度而言存在部分缺陷。

这种史学举证上的缺陷相比实证主义史学的祖国德国尤为明显。写出宏篇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威廉·夏伊勒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写出有关纳粹德国、希特勒的洪篇著作，并非是因为自己天赋异禀，更多的是取决于盟军缴获的德国政府及其各个部门的大多数机密档案。由于这批数百吨中的机密档案是盟军在不知情之下意外缴获的，其完整度和可信度堪称完美，因此成为了后世历史学者论证德国战争罪行和责任的一大宝库，任何历史修正主义者若想进行任何美化纳粹德国的言论，这批档案便是一座无法推翻的大山。

即使无法还原历史的全貌，但无论日本政府如何隐蔽自身的罪行，就日本的战争犯罪而言，仅凭借第三方以及日方事后的证词也是铁证如山。例如当前的日本政府也在其官方网站上承认“南京事件”的存在，虽然对于其具体的死亡人数存在与中国不同的看法。

但是这种纯粹的学术上的争论一旦被政治势力所利用便瞬间变味，他们将历史学家的只言片语进行歪曲式引用，进而宣扬阴谋论和自己的政治观点。但这种观点在日本社会实际上并非主流的观点，在历次的舆论调查中，即使否认对英美的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不同意南京大屠杀中具体的死亡人数，承认对中国、亚洲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的观点仍占据压倒性优势。

APA集团在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意味深长的回答或许道出了真相，他们声称来自中国的顾客大约只占APA酒店集团营业额的5%左右，因此根本不会对企业经营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显然，APA酒店事件带给中日两国关系的影响，恐怕不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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