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用公投方面，比较成功的例子是瑞士。作为一种直接立法的手段，瑞士的公投历史已经相当久远（源于十八世纪）。瑞士公民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裁决议会的立法是否通过，即所谓的“复决”（Referendum）；也可以直接提出新的法案，只要联署人数满八万，政府必须在收到要求后的六个月内交由公民表决，即所谓的“倡议”（Initiative）。但其他国家在公投的运用方面一般非常谨慎小心。

纵观现实中的公投，我们可以看到以下情况：1）公投沦为个人和政党谋权谋利的工具（英国脱欧）、2）为本国获取地缘政治利益和解决领土争端（克里米亚）、3）摆脱历史恩怨和现实困境（加泰罗尼亚、苏格兰等）、4）为改变政体和权力结构（土耳其总统制公投）。

概括起来说，传统政治精英若倾向于用公投这种政治意志形成的方式，要么反映了他们对施政的掌控力正在减弱，要么说明他们想以此来获得更大的权力；

对新兴的民粹主义政党而言，公投是他们利用精英与民众之间渐行渐远的关系来达到自身政治目的的捷径；

对分离主义分子来说，公投是他们依据或利用法律争取区域独立和民族自治的一个有效方法；

对地缘政治战略博弈者而言，公投已成为他们扩大或收复疆土的一种利器。

冷战时期，西方国家有共同的敌人，所以它们可以众志成城，相互抱团；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阵营消失，昔日的“敌人”不是披上了民主的外衣，就是加盟了资本阵营。西方失去了旗鼓相当的对手，同时也失去了明确的战略方向。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先的“主义之争”被“商业竞争”所取代，全世界似乎都浸入了“全球化”的大潮中。这个大趋势不仅改变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搅动了各国内部的社会关系和结构。

与二三十年前相比，中国除了执政党地位进一步加强之外，其他各个层面已经脱胎换骨，今非昔比；西方社会也在经历着巨大的演变，它们虽然赢得了冷战，但面对变化了的国际格局，却没有成功地完成结构转型，所以出现一大堆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国际上，旧的体系虽然还在，新的框架已在形成，但西方还不习惯分享权力和利益，还留恋当年自己主宰世界的时代。这种“心理不适应”和新兴国家对其的反冲击，造成了西方社会的不安和动荡。

如果我们把目光焦距当今的西方世界，就会发现，公投既是西方国家内部由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等因素综合引发的动荡不安的一种表现，同时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社会的分裂和动荡。这是西方民主机制本身的一个窘境：既不敢排除公投这个直接民主的形式，又怕它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到头来，投鼠忌器，公投让西方社会自顾不暇，非常“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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