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一民族历史的最低谷，德意志哲学家费希特仰望星空，发表了《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对本民族的复活和重生作出了预言。他说：“让我们的高尚精神生活的各个组成部分变得干枯吧，让我们的民族统一纽带因此而撕碎吧……但是精神世界的那种能赋予生命的气息还没有停止吹动，它必将吹动我们民族躯体中那些已经死亡的骨骼，把它们相互连接起来，使它们光辉地屹立于面貌崭新容光焕发的生命之中”。

即便在今天，费希特的这番话读来依然振聋发聩，难怪古罗马伟大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将日耳曼人称为“高贵的野蛮人”。在他眼里，这些“蛮人”虽然还有待文明的进一步洗礼，但他们却因为具有正直、淳朴、勇敢、进取、忠诚和纯洁等美德而变得高贵。甚至他们的野蛮、血腥与背信都因这些民族特性而被戴上了侠义与理性的光环。

还有一点至关重要：马丁·路德虽然 “背叛” 罗马天主教、哲学家费希特也大张旗鼓地鼓吹德意志民族“至上”论，但这些明显的德意志“躁动”都未脱离欧洲的精神氛围和智识语境，这一点同样体现在俾斯麦对“德意志问题”的解决之道上。因此，德意志对欧洲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依然被视为古大陆范围内的某种磨合与融合。换而言之：它虽“蛮”，但不“夷”。

俾斯麦主政的第二帝国

记得有一位记者在问及该如何描写德国所处的地缘位置时，一向很注意修辞和修养的老总理施密特曾爆出一句粗话：beschissene Lage（意即：鬼地方）。的确，德意志所处的位置非常险恶：它位于欧洲东西南北所必经的中部要津，因而是兵家必争之地；其地貌一马平川，几乎没有任何可以用于防卫的自然屏障；四周又布满了虎视眈眈的列强。因此，“德意志问题”有很多掣肘的因素，牵一发而动全身，很难解决，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缠绕不已、难以理清的“戈尔迪死结”。

戈尔迪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小亚细亚弗里吉亚的国王，他在自己以前用过的一辆牛车上打了个分辨不出头尾的复杂结子，并把它放在宙斯的神庙里。神示说能解开此结的人将能统治亚洲。然而，多少个世纪过去了，无数聪明智慧的人面对“戈尔迪死结”都无可奈何。直到亚历山大远征波斯时，有人请他来解。他见到后二话没说，挥剑将死结一劈为两。“戈尔迪死结”就这样被破解了。

俾斯麦的统一大业也如亚历山大解开“戈尔迪死结”那样主要以武力来完成。他相继发动了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同时也深知本民族所处的地缘位置不宜死缠烂打，逞一时之快。因此，他的军事行动相当克制，战略目标明确，一切以统一德意志诸邦为目的。这个目标一点都不过分，因此容易获得左邻右舍的同情和理解。战争的胜利在德意志大地上唤醒了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热忱，但俾斯麦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避免触及欧洲古大陆之外列强（英国俄国）的根本利益，因此获得了两者的谅解和默认。

那时，德意志在世人眼里已成为令人生畏的后起之秀，但日耳曼尼亚这个幽灵基本上还是在日耳曼森林里晃悠，欧洲的基本秩序未被打乱，德意志统一这场革命也始终建立在欧洲古老王朝和君主制这一保守主义原则之上和基督教这个大框架内。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俾斯麦的“德意志问题”解决方案才具有现实可行性。因此，这位铁血宰相的外交禀赋在德意志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着白色军装者为脾斯麦

统一后的德意志，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的急剧增长，民主政治的压力以及制造业异军突起后对市场的极度渴望，使得这位欧洲列强中的后起之秀变得骚动不安，跃跃欲试地也想争取“阳光下的一席之地”（出自1900年至1909年间任德意志帝国总理的伯恩哈德·冯·皮洛夫的一句名言）。为帝国服务长达27年的俾斯麦深知兔死狗烹的道理，心灰意冷之下，于1890年3月18日向新帝威廉二世提出呈辞，正式下野。刚愎自用的威廉二世亲政后，立刻告别俾斯麦苦心经营的“欧洲政策”，强力推行所谓的“世界政策”。一时间，那个曾经游荡在日耳曼森林中的幽灵决意告别过去，不再怀旧和伤感，而是变得心向四面，志在八方。

但德意志这段与海洋粗鲁而笨拙的短暂爱恋却遭遇了传统海洋霸主英国的强烈反弹。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英帝国联合德国的宿敌法兰西以及德国曾经的盟友沙俄，组成协约国，打败了以德皇为首的同盟国。第二帝国连同它引领欧洲和世界的大国梦一起被埋葬，德意志不得不重新回到日耳曼森林去苟延残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