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杨秀英口述，程郁、王立整理，首发于上海市档案局主管的《档案春秋》微信公众号）

从记事起我就晓得，我家是1937年前来到上海谋生的。家里很穷，住在法租界华龙路（今雁荡路）51弄租来的14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家里全靠做木匠的爸爸帮别人修补家具，或做小板凳等小东西卖钱养家。妈妈是小脚，没法出去工作，她前后生了十一个孩子，但只活下来三个，姐姐、弟弟和我。后来父母要我们改跟干妈的姓，姐姐叫刘女，我叫刘英，谐音“留女”“留婴”，他们相信这样才能养活我们。

雁荡路今貌

我16岁时的一天，在外国人家做事的一个邻居来我家，说一家俄罗斯犹太人要找人烧菜做饭，她想介绍我姐姐去。当时在一个葡萄牙的大班家帮佣的爸爸说：“这个工作不难的，而且外国人也吃得简单，以后她们指点一下你就会了，我也可以教你。”当时姐姐在浦东的一家工厂做了几年，工厂又远，工作又辛苦，当然愿意去。这家犹太人在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118弄14号，离我家不远，过两条马路就到了。姐姐给他们做饭、打扫卫生等，一早去，下午两三点钟回来，不做晚饭，每月工资三十多块。她说那家人挺客气的，比厂里做工好一百倍，很快就习惯了。

姐姐干活的那家人住在一幢四层楼的房子里，有点像现在的联排式别墅。他家住一楼的一套房间，相当于现在的两室两厅，还有个三十多平方米的花园，陈设不如爸爸干活的大班家那般富丽堂皇，说起来还不如我现在住的房子好呢。他家有两对夫妻，老先生叫约西卡，白天不出去，晚上在赌场做管理员，他沉默寡言，在家里也不和我们说话。老太太叫巴布希卡，没有工作，为人很和善，又喜欢说话。她满头白发，但看上去还是挺漂亮的，每次洗完头，她都要调些鸡蛋黄涂在头发上，捂半个小时后再冲洗掉，她说这样可以保养头发。女儿叫塔妮娅，在长乐路514号的犹太人医院门诊部当会计。

犹太医院大楼(今上海眼耳鼻喉科医院)

几年以后，塔妮娅生了儿子，姐姐忙不过来，又叫我到塔妮娅家帮忙带小孩，那年我16岁。我早上八点钟去他家，中午十二点回家吃饭，下午一点再去，一直做到傍晚塔妮娅回来，一般四点半、五点钟左右回家。一个月赚六个银元。塔妮娅的小孩叫米夏，当时才两个月，长得很好玩，我只管照顾他，并不做其他的家务。实际上老太太也管米夏，我主要负责陪小孩子玩。外国人养育小孩蛮怪的，小孩还不会走路，也必须每天到公园去，不管是阳光明媚，还是刮风下雨，都要让他呼吸新鲜空气。老太太陪我去三次之后，就由我负责每天带他去两次公园，下雨天或下大雪也要推着童车去，童车有遮雨棚，我则穿上雨衣。孩子会走了，也仍要每天两次带他去公园玩，但逢下雨天就不出去了。后来我和他的感情很好。

旧上海街头坐黄包车的外国人

刚去时我听不懂俄语，不懂时问问姐姐，塔妮娅对我还挺耐心的，老太太也不挑剔，米夏身体有些不适她们也不会怪我。有一次米夏要小便了，她们叫我拿痰盂，我却拿个脸盆来，惹得大家都笑了，但我也把这个单词记住了。后来米夏开始学说话，我也跟着一起学，没多久，俄语就讲得很好了。

那家人信奉基督教，人很善良，我帮他们带孩子，他们就把我看作朋友了，对我们很好的。我还常带姐姐到他们家玩。他们给我起个中俄合成的名字，叫姑娘莎。我们姐妹就直接叫他们名字，并不叫先生、太太。姐姐在那家吃中饭，他们家人坐在饭厅里吃，同时姐姐一个人坐在厨房吃；食物也和他家人一样，吃牛排也是一人一块，剩余的食物倒掉，从来不会叫她吃剩饭。他们家只有一个卫生间，我们都可以使用，进去也不用换鞋子。而且不光他们家，我去过的所有犹太人家庭都不需要换鞋子。听塔妮娅说，附近有一个犹太老太要客人进去换鞋子，结果谁都不到她家去了。

杨秀英年轻时的画像

每逢家人的结婚纪念日或米夏过生日，他们都要办个派对。我们在几天前就得准备，老太太教我们做蛋糕点心之类，再把房间仔细打扫一遍，桌布、窗帘都要换上新的。派对一般在下午两三点钟开始，许多俄罗斯人带着孩子来做客，小孩、大人分开来坐，十二岁以下的孩子不能喝茶，要给他们喝果汁。俄罗斯人相见要拥抱行贴面礼，我们对客人没有特别的礼节，他们家的客人和我们熟悉以后，一般走过来拍拍我的肩，用俄语问：“姑娘莎，你好吗？”我也用俄语回答：“很好，谢谢！”

聚会中的旧上海俄侨

遇到朋友家开派对时，塔妮娅也时常带我一起去参加，由我照看米夏，她就可以定定心心说话了。我去过米夏的姑妈玛妮娅家，她家位于淮海中路武康路一带，是一幢花园洋房，家里用了两个人，一个大师傅，一个阿姨，看上去更有钱。外出做客时我要穿上旗袍，一般我抱着米夏和塔妮娅坐一辆黄包车去。不管到谁家做客，我也有一杯咖啡和一块点心，和别的客人一样。塔妮娅还经常带我和米夏去看电影，基本上是俄语片子，如果是儿童片，她不想看，就让我一个人带米夏去。她还曾带我和米夏到兰心大戏院看俄罗斯人演的《天鹅湖》，那时我也穿上旗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兰心大戏院旧照

1947年姐姐到乡下结婚，那是桩父母给她定的娃娃亲。一个月后，姐姐带着她的男人回来了，姐夫穿着一身土里土气的大棉袍，显得非常木讷。当时家里没地方住，他们就在塔妮娅家的杂物房里暂时住。塔妮娅觉得，我姐姐的婚姻不是很美满，知道父母也给我定了亲，便暗中想办法，后来介绍了江浚深给我认识。江浚深是江苏海门人，在犹太人医院给牙科医生做助手。1948年年底，塔妮娅一家离开上海去香港，然后转去澳大利亚。他们走后几个月，我还常想那个可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