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的经济走势中，国有经济板块颇有看点。在7月4日召开的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习总书记强调：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而就在近日，国资委宣布选择诚通集团、中国国新这两家企业开展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选择神华集团、宝钢、武钢、中国五矿、招商局集团、中交集团、保利集团这7家企业开展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这些新举措释放出明确的信号：国有经济以后将更为活跃地进行资本运作，开创新格局。这是当前经济形势下颇有创见的新思路。

习总书记曾指出，改革开放是对新中国前30年的建设的继承和发展，前30年和后30年不能相互否定。与之相似，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也不能相互否定。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产业升级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在通过投资推动产业升级这方面，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占据着不同的生态位。因为它们不可能完全取代对方所发挥的作用，所以均有存在的必要性，不应因为肯定一方而否定另外一方。

“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国资投资机构和私营投资机构的不同行为模式，正是由他们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与国资投资机构相比，私营投资机构对于短期商业风险有更强的承受能力，投资决策也更灵活。普通老百姓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有限，一般也就是买点银行的理财产品和共同基金，顶多进股市当个散户。但凡能够入主私营天使基金、风险投资的投资界大佬们，几乎都抱定了拿自己的钱“愿赌服输”的信念。所以他们比较敢于“吃螃蟹”，投资那些尝试前所未有的商业模式的创业团队。

正如鲁迅所说，“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滴滴打车、赶集网、美团网等商业模式，都是从无到有趟出来的。假如没有私营投资机构在早期的支持，这些企业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功。很多情况下，私营投资机构的几位合伙人和创业团队见几次面，就敢于给出投资承诺，其决策的灵活程度非国资投资机构可比。时下，在娱乐、互联网等新兴领域，私营投资机构都显得非常活跃，将私人储蓄有效地转化为投资。

国资投资机构总体来说还属于新生事物，有些属于央企下属或控股企业，有些在地方政府或开发区、国资委旗下运作。国资投资机构的运作总会涉及国有资产保值的问题，其运营团队绝不可能摆出“愿赌服输”的架势“潇洒走一回”——倘若乱点鸳鸯谱，不仅仕途尽毁，只怕连离任审计这一关都过不了。正因为如此，国资投资机构在心态上更倾向于接受比较成熟的技术或商业模式；与“吃螃蟹”相比，采取“跟进策略”对他们来说要更容易接受一些。而且在决策过程中，国资投资机构的运营团队基本不可能像私营投资机构的合伙人那样“直接拍板”，肯定要经过大量内部讨论才能集体做出决策。即使是对于看好的项目，也要走上几个月的正式流程，将项目可能存在的“硬伤”筛查个遍。

不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国资投资机构行事谨慎，也有助于过滤不靠谱的项目。

举个例子来说，运作“超级课程表”的“90后”余佳文，2014年在电视节目上放出豪言，说要赚一个亿发给员工，可是他连基本的盈利模式都说不明白；余佳文夸口说公司盈利能力很好，结果被内部员工爆出公司每月进账不到一万元；2015年“超级课程表”的业务撑不下去，于佳文只得道歉认怂。可就是这么一个吹牛加造假的烂项目，按照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的说法，还曾获得红杉资本、天使谷和真格基金的千万人民币级投资。说实话，这样的项目国资投资机构连碰都不会碰，因为他们的操作规则基本是“三不投”——人不靠谱不投，商业模式可疑不投，不符合国家战略不投。

虽然私营投资机构对于短期商业风险有更强的承受能力，但是对长期商业风险的承受能力反而不如国资投资机构。多数私营投资机构能够接受的投资回报周期也就是3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人的财务状况可能会产生明显的变化，甚至面临财务风险。比如，赖以起家的实体企业可能亏损，房地产投资可能失败，持有的股票等金融产品可能缩水等等。如果投在项目里的钱也沦为长期无法变现的资产，投资人恐怕难以承受。3年时间足以催生许多变数，所以投资人自然希望在尽量短的时间之内获得回报，免得夜长梦多。

国资投资机构倒是不担心财务状况的剧烈变化——央企红旗飘飘，不可能说倒就倒；地方政府则有地方财政收入的支持，关键时刻都会站出来撑住台面。正因为如此，国资投资机构少有“夜长梦多”的担心，制订投资方案的时候也就能够沉得住气、看得长远。国资产业投资基金能够接受的投资回报周期可达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