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几位年轻朋友向我抱怨“就业难”的问题：他们在985、211高校都有华丽的学历，文科专业的硕士、博士看起来高大上。可是一到毕业季，就业的压力便来得格外残酷——在一线、二线城市找个能够解决户口的单位非常困难。就算侥幸找到饭碗，微薄收入养活自己都费劲，说到养家、买房就没法不头疼。

我对这些年轻朋友表示深深的同情。客观地说，他们都是勤奋向上的好青年，否则不可能通过极其严格的选拔机制进入985、211高校。那么，为何这些顶尖高校的文科专业毕业生仍会面临就业困局呢？不能将原因简单归于他们个人。一支军队吃了败仗，最应该反省的不是士兵，而是指挥机构。同理，文科专业“就业难”成为普遍现象，也不应归咎于学生个人，而应当思考高等教育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不客气地说，文科专业今天的“就业难”，恰恰是文科专业十几年来“野蛮生长”的结果。

在残酷的就业市场，文科生一直不占优势

从1952年-1953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直到1998年开始的全国高校扩招，在这四十多年的时间里，除却文革期间短暂的混乱，我国高等教育长期贯彻两个理念：

一是“少而精”，控制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但是尽最大可能保证教学质量

二是教育为工业化、现代化服务，高校专业设置应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人才需求高度吻合，保证学生学有所成、学有所用。

应当说，这两个理念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非常符合实际的。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高等教育普及化是历史趋势，所以才出现了1998年以后的全国高校扩招。不过从历史上看，但凡属于“大干快上”的运动，细节上往往缺乏雕琢。在高校扩招的操作过程中，教育部实际上放宽了对高校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的管理，使得高校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来决定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高等教育“全国一盘棋”的思路被打破的实际结果就是滥设文科专业、滥招文科生。

文科专业的“野蛮生长”对受教育者本身没有任何好处：在校期间，教学资源和师资力量匮乏，导致所学非常有限；毕业之后，由于文科毕业生供过于求，很难找到用武之地。可以说输得一塌糊涂。然而，从本位主义的立场来看，滥设文科专业、滥招文科生对许多高校来说反而是一种“理性选择”：各大高校的经费，很大一部分是按在校生总人数领取的。西南政法大学的刘云先生2014年在《中国科学报》撰文指出，理工科学生因为需要消耗大量实验资源，培养成本大约是文科生的7-10倍；而文科生上课、读书、写论文就能毕业，对学校而言开销不大。这就意味着，理工科学生的培养成本远高于教育部门的“人头费”拨款；而文科生的培养成本与“人头费”相比，可以做到持平或略低一些。在高校看来，招理工科学生就是“赔钱”，招文科生才能“赚钱”——这是站在本位主义立场得出的必然结论。

文科专业的“野蛮生长”业已成灾：法律、公共事业管理等文科专业，找到对口工作的比例恐怕连20%都达不到。对国家而言，学非所用是对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对毕业生个人而言，机会难觅、收入不高是无可逃避的折磨。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只有一条：教育部必须打破公立高校的的本位主义，使其回归“全国一盘棋”的大局观。教育领域绝不能没有“顶层设计”，该管的一定要管，而且必须管好。教育部有必要、有义务对高校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进行宏观规划和必要干预，使其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人才需求。文科专业减少招生规模、提高培养水平，皆势在必行。

有些人质疑“全国一盘棋”的大局观和教育领域“顶层规划”，认为这会妨碍高校的教学自由。这种质疑纯粹出于无知——美国是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但美国同样有高等教育的“顶层设计”，只不过这种“顶层设计”未必出自教育部，而出自院校联盟和行业协会。譬如，美国律师协会对高校法学院的招生和律师牌照的发放都有名额限制，防止行业内出现供过于求、待遇普遍降低的状况。教学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浪费国家资源，更不意味着可以对学生不负责任。中国的公立高校都是国家投入资源建设的，国家作为投资方，当然有权要求高校为国家培养合格、合用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