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民众期待经济复生、对执政党渐失信心，到选择中国大陆作为奋斗的地点，形势比人强，不甘示弱的蔡政府便将“新南向”与大陆的“一带一路”战略拿来比较，企图一较高下。

然而从两者的投资规模来看，台湾景文大学国贸系教授徐东海撰文称，“新南向”的启动预算仅仅新台币42亿元（约人民币9亿5千万），在台湾年度总预算中只占0.2%，简直是凤毛麟角、少得可怜。反观大陆的“一带一路”战略，光是在亚洲部分的需求资金每年就达8000亿美元，足足比“新南向”多了5800倍。而就是这42亿新台币，还要四面出击、用在18个国家，过度分散的后果可想而知。

更匪夷所思的是，“新南向”的主力是台湾中小企业，而“经济部”中小企业处所编列的预算仅有新台币1885万元（约人民币430万），比一家普通上市公司资本额还要少。况且有些“部会”只编了预算，缺少详细的计划方案，难道先把钱拿到、分完就了事吗？难怪“新南向政策”被亲民党“立院”党团讥为“新难向”、“预算四不像”，也不算冤枉。

此外，“新南向”的“新”意何在？与“一带一路”战略考量的差异是什么？1994年，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李登辉，开启了第一波的南向政策。当时两岸达成第一次汪辜会谈，气氛融洽，但李登辉认为台湾对大陆的投资过度集中，依照经济学上的“分散风险”理论，为了减轻大陆有可能因经济政策变动带来的冲击，也为了压低生产成本增加利润，于是实行了九年的“南向政策”，至2003年才停止。

这段期间里，由于1996年台湾举行首次直选最高领导人的“总统大选”，大陆随即在台湾海峡实施军事演习，两岸情势急冻、剑拔弩张，于是李登辉提出“戒急用忍”政策，鼓励台商将资金撤出大陆转投东南亚，即以经济报复大陆的政治行动。

2016年的“新南向”与“旧南向”有着异曲同工，为反制大陆因台方不承认“九二共识”后断绝一切官方沟通渠道而来，同样也是采取和大陆对抗的态势，重点放在科技、文化、教育等层面，不只有生产制造业。

然而，中国大陆今天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东盟各国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往来密切程度不可同日而语，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两人又分进合击、遍访东南亚十国，承诺以“一带一路”战略配合“亚投行”、“丝路基金”，实现充足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显然大陆在“和平发展”的大国崛起战略之后，进一步布局东南亚，除了将“一带一路”作为睦邻友好政策的一环，也是在促进内地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升级，欲在亚太地区与美国分庭抗礼，争夺话语权。一个是对抗大陆才有的“新南向”，一个是建构新的地缘政治关系，前者鼠目寸光、后者高瞻远瞩，两者眼界高下立判。

新南向虽然着重产业合作、观光业、青年创业、文化交流、农渔业、医疗等过去不那么被重视的项目，看似前途光明、具有潜力，但如上段所说，大陆的“一带一路”战略与台湾“新南向政策”势必形成竞争关系，所以“新南向”避不开中国大陆的影响，更不可能打着“反中”、“仇中”口号执行“新南向”。

东盟近年与大陆实现了“东盟10+1”FTA的经济整合态势，台湾则逐渐被孤立、被排除在区域经济整合之外。因此，减少与“一带一路”的碰撞、恶性竞争，对台湾才是最有利的。倘若“一带一路”对台商更有利，也不妨利用这个机会；如果陆资愿意参与“新南向”的投资项目，台方应要欣然接受，妥善评估“机会成本”使两岸互为表里，才是中华民族之福。

方兴未艾的“新南向”，与行之有年的大胆“西进”，事实上都是台湾“走出去”的道路。马英九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期间，务实承认“九二共识”的“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原则，取得大陆谅解，两岸关系进入前所未有的热络互动期。

表面上看来，马政府时代只有西进、没有南向；台湾淡江大学林若雩副教授研究的结果却是，台湾对东盟十国出口比例从14%稳定上升至19%，对大陆的出口依赖也控制在40%之下，足以证明分散台湾出口市场、降低对大陆单一市场的依赖是有具体成效的，其他诸如在印尼设立经贸代表处、在缅甸设置相关机构，与东南亚各国签订35项协定，都已经超越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时期。

“新南向”与“西进大陆”并非“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执政者有足够的战略眼光，就会发现两者的互补关系对两岸人民都有利，当然，只想着选举的政客是看不到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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