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到俄国人就想到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失去的领土……涉及到民族尊严啊，非得把他们摆平不可！”

谁能想到这话出自时任台北市长的“马娘娘”之口？或许，年初马英九不顾美国反对和警告，毅然登上太平岛宣示“主权”，算是没有辜负这满腔热情。

如今，岛内 “绿地”漫山遍野，“蓝天”只待追忆，国民党空剩豪情了？也不尽然。还是国民党党主席参选人洪秀柱说到了点上：国民党“在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了，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了，也在不该姑息的地方姑息了，更在不该放弃的地方放弃了。”

国民党这家“百年老店”若想东山再起，还真要往回看，从老祖宗那里学点“秘方”，比如解放前的蒙藏委员会。

袁世凯、蒋介石继承孙中山“蒙藏”衣钵

成立于1928年的蒙藏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掌管蒙古、西藏等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其前身为北洋政府时期的蒙藏事务局。

由于清末治藏政策失误，西藏地方矛盾重重，再加上辛亥革命爆发，被帝国主义钻了空隙，特别是英国，除了武装入侵中国的洛隅、察隅地区，还在西藏上层培植亲英势力，图谋分裂西藏。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之际，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其中明确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余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岐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

虽然袁世凯篡夺了临时大总统之位，但在蒙藏等边疆民族问题上，他还是继承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的五族共和、国家领土统一的政纲以及处理蒙藏等边疆民族问题最基本的政治原则。为此，袁世凯设立了特别机关，名为蒙藏事务局，隶属内务部。1914年，袁世凯废止国务院官制、改设政事堂后，将蒙藏事务局改为直属大总统的蒙藏院，地位与各部相同。

历史如走马灯，一个个人物粉墨登场，但蒙藏事务管理机构却坚持了下来。国民政府初步完成全国统一后，蒋介石于1928年12月27日颁令：“任命阎锡山、恩克巴图、班禅额尔德尼、李培天、诺那呼图克图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此令。特任阎锡山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此令。”次年2月1日，蒙藏委员会正式成立，隶属于行政院，为中央主管蒙藏政务之最高机关。

不得不说，蒙藏委员会自1929年3月13日正式行使职权至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这段时间，为稳定边疆、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其中，意义最为重大的当属见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维持了中央对达赖转世事宜上的历史定制。

第一部活佛转世法规就是国民政府定的

达赖喇嘛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与中央政府的封授密不可分。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应召到北京觐见顺治皇帝，被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金册金印，达赖喇嘛的封号及其政教地位因而得以正式确定。从此以后，历世达赖喇嘛的转世须经中央政府批准并册封的制度遂成定制。

活佛转世制度形成之初，宗教仪轨和管理制度并不完善，由于受到世俗社会的影响和争权夺利者的操控，转世灵童寻访认定过程中弊端丛生，渐失其本意。为规范转世灵童寻访认定工作，防止徇私舞弊案件的发生，乾隆皇帝将金瓶掣签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从而实现了活佛转世管理的规范化和法制化，尤其重要的是，金瓶掣签制度中的准予掣签权、免于掣签权、批准认定权集中掌控于中央，体现了中央政府在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问题上的权威。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藏在内外势力的勾结下，与中央渐行渐远。历届中央政府都设置了蒙藏事务机构，然而，国民党领导的中央实力微弱，应对军阀战争、外敌入侵尚且不足，对于边疆地区更是有心无力，鞭长莫及。就在中华民族前途命运风雨飘摇的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33年12月17日圆寂，不少觊觎西藏的蠢蠢欲动之士将此视作天赐良机，意图在寻找转世灵童一事上大做文章。

十三世达赖喇嘛

这一回，国民政府没有选择妥协、姑息，而是步步为营，赢得了“斗争”的胜利。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四天后，国民政府决定特派参谋本部次长兼边防组主任黄慕松为致祭达赖专使，率使团赶赴拉萨致祭。

致祭使团一行于1934年8月28日抵达拉萨，热振摄政的代表和噶厦成员率领仪仗队到达距离拉萨四英里的地方迎接，并进献哈达。当时，拉萨大街小巷贴满黄慕松专使的汉藏文告，指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为已故达赖喇嘛敬献册封玉册、玉印后，蒙藏委员会议定留下委员刘朴忱、蒋至余二人，负责中央与噶厦的接触，并设电台为联络之用。这也是后来的驻藏办事处的雏形。

接下来，事情开始变得诡谲起来。噶厦在青海寻得灵童后并未向中央政府报告，而是打算秘密送回西藏。据蒙藏委员会驻拉萨的代表报告，西藏地方政府中有人也欲撇开中央政府，在达赖认定上“自弹自唱”。时任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通报国民政府。

蒙藏委员会认为新达赖的认定坐床事关大局，不能由西藏地方违背旧制自行其是，应先与西藏地方商定掣签仪式，再送青海灵童入藏。

于是，就有了1936年民国政府颁布的《喇嘛转世办法》。这是第一个由中央政府颁布的活佛转世管理法规，该办法延续了清朝中央政府对有影响的大活佛转世管理的精神，沿用了金瓶掣签制度和清代《理藩院则例》中有关活佛转世问题的规定，强调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大活佛圆寂后须由该管地方最高行政机关报蒙藏委员会备案，转世灵童的备选灵童必须在2人以上经金瓶掣签确认灵童的原则，同时强调了中央特派大员前往主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坐床的原则。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西藏内部分亲英派、亲中央派和本土派三大势力，在灵童选定上各有打算，而时任西藏摄政的热振活佛倾向于亲中央，密电国民政府希望尽快将青海灵通送回西藏，并免去金瓶掣签，以免其他势力从中手脚。之后，在国民政府的协调下，青海灵童被送回拉萨，成为达赖继承人，也就是今天的十四世达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