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曲折前行的解放军军衔制

与其他国家军队不同，军衔制在我军实行的历史几经坎坷。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长期只有职务等级，而无军衔。抗日战争时期，在朱德和彭德怀等人的推动下，我军曾试图实行军衔制，却由于紧迫的战争形势和匮乏的物质条件搁置下来。当时对军衔的称呼为军内的“阶级”，说明党和军队高层已经认识到军衔是军人个人的等级。

直到新中国建立后，实施军衔制才提上议事日程。1955年，军衔制作为军队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作为共和国向我军官兵授予的荣誉，与薪金制和义务兵制一同实施。我军从这一年正式告别了有职无衔的历史，与其他国家军队一样，在军服上以军衔符号区分上下级。1955年军衔制共设置了四等十五级军官等级，在衔职关系上采取职务编制军衔，以军人的衔任职为主，参考德、才、资进行评定。毛主席按计划应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但他以军衔阻碍他深入群众为由拒绝接受，使得该军衔空缺，但是却奠定了新中国文官政治家担任军队统帅的政治惯例，影响深远。

开国大典

令人意外的是，我军于1965年废除军衔制，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当时的政治气氛日益“左”倾，“突出政治”一度成为军队的主导思想，对革命化的强调超过了现代化和正规化。在这种情况下，军衔被认为是个人的等级，与我军官兵一致、官兵平等的政治传统相违背；再加上我军长期无军衔也能打胜仗的历史，使毛泽东对军衔制的作用产生了怀疑，最终决定废除军衔制。从1965年到1988年，我军又回到了有职无衔的状态，军服也变为“一颗红星两面红旗”，仅以“四个兜”和“两个兜”区分干部和战士，军队的等级只靠职务等级维持。

“文革”结束后，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重新成为军队建设的主要目标。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无军衔的弊端充分暴露。当诸兵种协同作战和军队原有编制被打散后，没有军衔标明上下级关系，导致指挥体系极为混乱，蒙受了损失。1988年，我军正式恢复军衔制。1988军衔制采用职务等级编制军衔的原则，根据军官的职务等级授予军衔，取消元帅军衔，军官共设三等十级，军官的待遇主要有职务等级决定。由此，我军形成了以职务等级为主导的军衔等级和职务等级并行的等级体系，一直沿用至今。

四、解决现行军衔制的弊端

党的十八大之后，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快车道。经过几十年的实施，现有以职务等级为主导的军队等级体系的弊端日益凸显。

第一，衔职倒挂现象突出。现行军衔制采取职务等级编制军衔，军衔和职务等级并非一一对应，一个职务等级可能对应多个军衔，一个军衔也可能对应多个职务等级，这就会造成等级体系的混乱。例如我当义务兵的时候，副团长的职务等级是副团职，军衔是少校，而政治部副主任的职务等级是正营职，军衔却是中校。职务等级高的军衔低，而职务等级低的军衔却高。虽然根据《内务条令》职务等级优先，不过衔职倒挂依然可能会造成指挥体系的混乱。为缓解这一问题，07式军常服不仅设有军衔符号，并且还通过资历章将职务等级标明，以明示军人的职务等级，事实上将职务等级“军衔化”了。

第二，待遇、荣誉向职务看齐，导致领导岗位受追捧。由于现行等级体系以职务等级为主导，军官的待遇与其职务有很大关系，担任领导职务的军人享受了过高的待遇和特权。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军人“千军万马挤官道”，领导岗位受追捧，而技术性岗位受冷落的局面，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极不相称。

第三，军衔的授予范围过宽。长期以来，文艺兵、运动员等与打仗主业联系较弱的军人享有了过高的军衔，挫伤了战斗岗位军人的积极性，不利于军队聚焦打仗的主任务。作战部队受编制制约，军官晋升机会较少，竞争激烈，而后勤、科研、教学等单位军官提升过快，军衔激励军人作战的导向作用被削弱。

针对现行等级体系的弊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下决心进行改革。2016年1月1日，中央军委下发《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开启我军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改，提出“调整军队人员分类，逐步建立军衔主导的等级制度，推进军官职业化”的措施。2016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拟授权中央军委在军官制度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相关法律规定，为改革军队等级体系奠定了法律基础。到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先行调整军级以上军官军衔晋升有关政策的通知》，军衔制的改革进入操作阶段。

相信在本轮改革下，军队将形成以军衔为主导的等级体系。届时，现行军衔制和等级体系的弊端将得到有效修正，借鉴其他国家军队经验，结合我军光荣传统和实际情况，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激励广大官兵聚焦打仗，扎根基层，革除积弊，早日实现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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