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自然也是思考过这个问题的。1935年他在另一次演讲中告诫党内干部：“当前的国势，异常危急，表面上似乎太平无事，事实上我们党和国家的生命，时刻都在危急存亡之中，真是所谓‘千钧一发’”。[5]从当时日本对中国进行步步紧逼式的侵略，中华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形来看，他所说的确是事实。因此他提醒道：“外国有革命党，我们中国也有革命党；何以外国的革命党就能够建国，能够大成功；我们有革命党，国家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呢？”究其原因，“就是一般党员办事不负责任，没有精神！不能自动努力来研究改善与创造一切以报效党国！”他疾呼：“我们革命党全党党员的生命是整个的，你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我的事业就是你的事业，我的好处就是你的好处，你的不好就是我的不好。推而至于一切得失利害，成败荣辱和生死，都是共同一致整个不可分的！必须有这种精神，才算是革命党，如果没有这种革命党的精神，个人只顾到个人自己，有过不相规，有善不相劝，一盘散沙，没有精诚尤其不成为一个救国的革命党！现在国家如此危急，如果本党不能及此振作，领导全国国民起来共同救国，我敢说党和国家决不能再苟安三四年！”[6]蒋介石的这番话不可谓不严厉，但是，他所向往的这种类似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氛围，要想实现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与制度建设保障的，尤其是党内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与惩处机制。而恰恰是在这方面，国民党政权并未有太多良好表现。

蒋介石

国民党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胡汉民向来被视为比较擅长于谈论三民主义理论问题。虽然他在政治斗争中经常与蒋介石势同水火，但在观察到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不良风气方面，胡汉民的感观却与蒋介石颇为一致。1931年他在一次演讲中指出：

目前我们党的生气，似乎一天一天在那里消沉了，凡注意党务现状的人，都感觉：一，党务工作，好像没有以前的紧张；二，党员行动，好像没有以前的严肃，这两个缺失……兄弟以为党务工作不紧张，党员行动不严肃，最大的原因，是由于训练不够，而所以致此，第一由于同志们心理上的错误，他们浑忘了总理“革命的精神，固当用于破坏，尤当用之于建设”的遗教，一以为现在革命已经成功，革命的目的，也已消失了。当此之时，是革命者享乐之时，于是奔竞营谋，浪漫颓放，再不为革命来努力了……假如一个革命的政党，不能前进，便只有落后，同时所谓革命的意义，也一定会丧失无余！很多人说，国民党从前凶，现在更凶了。何以呢？因为从前国民党包办一切，不许人家来染指，现在则包而不办，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这几句话，很显出了国民党员不能深入民众，并已丧失了革命精神的意义。试问这样的党，其工作将何以推进，其生命将何以维持。还不是告朔餼羊，徒劳供美饰吗？[7]

在这里，胡汉民也认为国民党党员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成为了“特殊的阶级”，把革命成功视为自己可以贪图享乐的起始，增添民众对它的反感。曾经作为革命先锋的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整个风气大为变化，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在这样的情形下，很难想象国民党内众多党员有多少建设国家、服务大众的意愿。后来国民党政治风气越来越败坏，从它执政之初，就已埋下伏笔。

《北平无战事》剧照

或许是有感于蒋介石与胡汉民所描述的那些现象普遍是普遍存在的，1932年，时任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后来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的杨公达在《时代公论》杂志上连续以“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为题发表了三篇文章。作为亲国民党的知识分子，杨公达毫不客气的指出：“国民党弄到现在，结果是：天怒人怨，成为众矢之的；四面楚歌，大有不能自拔之势！好像街谈巷议茶余饭后，大家都不以国民党为然”。[8]他认为国民党内部有许多无所事事混日子的“吃党饭”的人，这导致国民党行政效率低下、工作作风恶劣。他感慨：“如今国民党里面，无业流氓实在太多了！”

[9]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杨公达认为：“因为国民党滥收党员，甚至仅经某实力同志的介绍，成千上万的可以来者不拒的入党；二则因为把办党务当着职业看，把办党当着有饭吃，可以引诱无业或失业的人入党。结果弄到中国之大，国民党好像到处都有党员，实际上又好像到处都没党员——忠党的，贞操的。这是国民党内纠纷原因之一，这是国民党的致命伤”。[10]入党程序如此随意，党员质量如此低劣，致使国民党的形象一落千丈，大失民心。杨公达痛陈：“盖以国民党的各级党部，数年来，因为领导人的不良，在个别地方实在是引起人民的反感不少，痛快的说，简直就是深恶痛恨。不必说，有此现象的，当然是政治上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人民所希望的利益一点也没有实现，这是顶大的原因。其次即是各党部的人们，由党员变成党官，党部变成衙门，勾结官绅，压迫人民，一天一天的离开人民，终久便变成人民的对象了”。[11]

关于解决之道，杨公达说：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是同盟会，是中华革命党，何以孙总理把他所领导的革命党的名称改来改去，正因为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在当时的情形，如现在四分五裂的国民党一样，只有孙总理大无畏的精神，把叛党的份子，一齐革除，自己重新再干，才会有今日的国民党，我希望党内有同志，能本总理的精神，从新再干一下……要有精锐的党员，当组织强有力的干部。有了干部，那腐化恶化的份子，自然会淘汰，那软化消极化的份子，就会自动的鼓起勇气来参加工作。[12]

这番设想自然很好。但要想实现，必须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念在党内还拥有比较多的真诚信奉者，这样才能以此来号召党员，重振士气。否则所谓“孙总理的大无畏精神”，说出来没什么人理睬，又怎能将此作为榜样。

对此，其实杨公达在这些文章中也已提及。他指出：“国民党年来的错误，是党的同志尤其是党的领袖，只顾党权的运用，政权的争夺，而忽视党的思想，把一部《三民主义》弄死了，或弄得没有生气，不去发挥他，补充他，研究他”。[13]“国民党的错误是，宣传用的是‘党八股’的方法，办党也是用‘党八股’的方法。本来不应老气横秋，一定要老气横秋，到处挂了党部的招牌，像煞有介事的，而却又无介事”。如此忽视宣传，焉能指望党员把孙中山的学说视为立志之物？杨公达的解决方案，其实已经被他自己在对国民党意识形态工作的描述中所否定了。而为何会这样？《时代公论》里的一篇评论或许点明了原因：“国民革命军出发之初，本有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口号，今则对帝国主义屈服，对军阀官僚联络，对买办阶级拉拢，对土豪劣绅优容放纵”。[14]“复兴社”的干将刘健群也指出：“我们认定革命之失败不在于反革命势力之强大，而在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分不清晰。土豪劣绅自称信徒，贪官污吏恭读遗嘱，谁革命，谁不革命，只有天知道”。他提醒国民党：“假如在党治之下，党员都变成了地主和资本家，假如主张民治，使政权落在地主和资本家的手中，还有谁来奉行总理遗教？”[15]阶级基础变了，政权性质变了，原来的那一套意识形态自然难以让人相信。

总之，在这样的政治风气下，国民党在社会上的形象越来越差。1935年，福建省闽侯县国民党县党部的一份报告描述道：

闽省自隶党治之初，民众视党如天之骄子，视党员如神圣之不可侵犯，其所以如是者，盖以水深火热之民众，待援之殷，望治之切，视党军如王师，视主义为圭臬，视标语如信符，党军未至，尝有奚为我后之怼，其信仰之深可知矣。惟时过境迁，办理党务者不能奋发有为，遂流于腐化；益以时会所趋，党权不能提高，于是党治渐移为官治，致贪污充斥，民苦难堪，而负有除暴救民之党部负责同志，在此之时，只以息事宁人为口禅，虚与委蛇，徒事敷衍，此民怨沸腾矣。至党员方面，平素久疏训练，对党观念，本已薄弱，况多不能洁身自爱，行动流于恶化，其作奸犯科，如嫖也，赌也，鸦片也，贪污土劣也，溺者无一不尽其极，执是之故，人民对党之信仰，则每况愈下。此不特过去本县如是，即全省人民对党之态度莫不皆然。[16]

其实不仅福建如此，全国范围内也大体相似。曾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许多重要职位的邵元冲1932年年终在日记里感慨： 党内则分子复杂，虽中枢人计，而群盲盈廷，或则别有作用，或则蒙騃无识，成事不足，危乱有余，故设施每多颠倒或拂戾民意，而民生疾苦，自治基础盖漠然焉。[17]

到了第二年年终，他在日记里依然忧心忡忡：

本党党务，以干部力量之薄弱，内部派别之分歧，过去倾轧分化之结果，精神益见委靡。大部党员除为小组之工具，以换取个人利益外，毫无振作自觉之精神，于智能上稍求进步。其显著者，若西南一部分党员，与中央始终站于极端反对之地位。而中央本身，亦光怪陆离，不可名状，政策不定，精神散漫，声气不通，情感隔阂。[18]

及至1934年，他在年终的日记里用了更重的语气写道：

党内大猾小丑，朋比为恶，支离割裂，惟恐元气之不尽，此又明季故辙，而今亦步亦趋，惟恐不肖者也。[19]

从邵氏的言说与当时的政治风气来看，丝毫显示不出南京国民政府有什么“新朝气象”。由此可见，所谓南京国民政府“黄金十年”，至少在政治领域，成绩着实让人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