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两种培养与锻炼“政治能力”的路径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应该相辅相成。就是既要具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又要善于从实践中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毛泽东本人就多次主张要在党员干部当中开展一场“读书比赛”，不但读历史、读政治，还要读哲学，读逻辑学。但问题在于，人们往往把第一种方式视为金科玉律，把后一种方式日渐淡化。而且就算是第一种方式，获取知识的来源也多为某一时期的流行之物。比如大量关于“新加坡模式”的教材与小册子，以及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公共管理教科书、经济学教科书。且不说这些知识是否能够让人全面认识存在真实矛盾的、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具有动态历史情境感世界，这些知识中所强调的政治准则与治理模型是否真的能与中国社会接榫，是否能让大多数人从中受益，至少从实践层面来看，或许也还是一个未知数。当然，这样的弊病也并非今日始。早在1930年代，蒋廷黻就如是感慨：“在我们贵国的大学学市政的或者知道纽约、巴黎的市政，但北平、汉口、成都的市政十之八九是不知道的。学‘政制’的都学过英美德法的政制；好一点的连苏俄、意大利、日本的政制也学过，但中国的政制呢？大多数没有学过；就是学过，也就是马马虎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的大学不是在这里为中国造人材，反在这里为英美法造人材。”或许值得今天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在1957年的《论十大关系》里，毛泽东就已经在强调要正确处理好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不能在国内建设中照搬别国（主要指的是苏联）的经验，要善于借鉴和反思并存，而晚近以来在不少领域里，又能看到这些蒋廷黻所批评的存在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现象？

一旦沾染上了这样的弊病，其危害绝不至于知识层面的优劣高低，而是会造成类似于“系统错乱”的状态。即对由政治体自身的宗旨、目的、路线而生的政治传统、政治风格、行动逻辑、考核标准、纠错机制越来越陌生、越来越疏远，甚至在那些公共管理教科书与各种刻画“彼岸”美好场景的小册子的长期“教诲”下，仿佛觉得这些政治传统、政治风格、行动逻辑、考核标准、纠错机制是一种比较“反常”的“他者”，是一种在“历史终结论”式的历史观中必将渐渐被“淘汰”的东西。因此，一旦在保留着原有的架构的政治体中进行具体操作，将很难让其像过去那样顺畅的“开动”起来，而是左支右绌、倍感吃力，名词还是那些名词，符号还是那些符号，可看似那么回事，但又不是那么回事。如此这般，即便在抽象意义上很有“政治能力”者，在具体场景中也会显得“能力”有限。因为其“能力”已然不是与这个“系统”相匹配的“能力”了。

因此，或许需要回到在实践中认识中国，认识世界，把书本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把由实践而认识到的现象升华为理论的传统上来。从新的实践出发，分析其过程中出现的利与弊、得与失，重新探讨、叙述政治体自身的政治传统与运作机制，然后再以这样的记忆机制为基础，结合新的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各样需要面对的问题，形成有助于培养“政治能力”的知识体系与经验参照物。更有甚者，这不仅关乎“政治能力”，还关系到政治认同。这并不是率由旧章，而是返本开新。在这个问题上，古人所说的“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是很有道理的。

自然，在某种特定语境里，所谓“政治能力”指的就是巴结、讨好能决定个人前途和命运的能力。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觉得一旦这种“能力”流行开来，将造成十分严重的政治窳败后果。这其实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而言，大多数能决定他人前途和命运的人，总是不自觉地偏向于与自己好恶相近、性情相投、利害一致、服从指令的人。此乃人性使然，虽令人生厌，却难以杜绝。但是判断政治风气是否良好，还在于除了这些因素之外，文章开篇所言的具体的“政治能力”是否能作为铨选考核的主要标准。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是能在那些个人情感好恶因素之上，有更为关键且客观的标准作为决定性条件。或者说，一旦建立起良性的激励机制与考核机制，那些有助于政治发展的“政治能力”将会不断得到提升。否则，此政治风气似乎亟需改良。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五湖四海”原则，主张“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从组织原则上就与当时派系林立、任人唯亲、卖官鬻爵的国民党形成了鲜明对比。

最后，对于谈政治的人，为了让所谈论的内容更具质量，似乎也应具备一定的“政治能力”。近代著名地理学家沙学俊在194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许多以“开明分子”自诩的人，“在团体活动中，他们往往胸襟狭、气量小、有学问不一定有能力，尤其是领袖能力和组织能力；他们往往过于自信，过于自尊，因而漠视纪律、轻视旁人，这就成了‘不能令，又不受命’的人”。此论引起蒋廷黻写了一篇名为《漫谈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的文章。他认为“学者和专家，在英美社会里，并没有政治的号召能力”。因而追问：“谈政治，最忌凭空创设乌托邦或假定某一部分的人天生圣贤。人情并无别的或阶级的天生差异，我们为什么迷信知识分子在现阶段的中国能够而且应该担负特殊的使命呢？”他的答案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来自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可是“他们虽不是劳动阶级的子弟，却知道稼穑之艰难”。只是不知蒋廷黻是否料及，这个预设其实很不牢靠。“知道稼穑之艰难”也是需要各种条件与机制的，一旦相应的条件与机制丧失，很可能因“大多数来自小资产阶级的家庭”而表现出来的各种特征就会更为明显，盖过“知道稼穑之艰难”。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出现他所描绘的“英美社会”里的现象：“靠知识吃饭的公教人员，因其所得待遇的优裕，实是中产阶级，其利害关系与一般工商界是打成一片的”。由于“实际政治大部分是利益集团的斗争”，那么如此这般，知识分子还会不会“知道稼穑之艰难”呢？这或许是使谈政治的人具备“政治能力”的过程中必须要正视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