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经济学，还是意识形态？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描绘了一种“意识形态家”：“我们的意识形态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耍花招，他从大门扔出去的历史事实，又从窗户进来了，而当他以为自己制定了适用于一切世界和一切时代的伦理学说和法的学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为他那个时代的保守潮流或革命潮流制作了一幅因脱离现实基础而扭曲的、像在凹镜面上反映出来的头足倒置的画像”。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样的人“不是从他周围人们的现实社会关系，而是从‘社会’的概念或所谓最简单的要素中构造出道德和法”。【6】这一点在冷战时期所谓“自由主义”阵营的工业革命史论述里有十分明显的体现。

在1951年9月举行的“朝圣山学社”会议上，一些旨在为古典自由主义辩护的史学家着力于解构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工业革命叙事，希望赋予工业革命更多正面评价。在阿什顿眼里，工业革命不但提高了生产力，而且工人阶级也从中受益，生活水平水涨船高，因此早期工业革命史研究中的结论并不正确。他强调：

“工人的生活水平起伏剧烈。工厂制度的一个好处就在于，它提供了、也必须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因而提高了消费的稳定性。1790—1830年间，工厂生产活动迅速提高。更多的人既作为生产者、也作为消费者从工厂制度中得到了好处”。

之所以如此认为，很大程度上与阿什顿坚持运用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分析历史息息相关。正如作者指出的，他“处理数据的思维方式主要是通过设计构思精巧的推论来弥补直接历史证据的不足”，因此“推论的成分过大”。更有甚者，“在阿什敦的心目中，经济学指的仅仅是亚当•斯密一派的学说”。同样的，“经济学与自由主义是一体的”，因此他的研究，说到底就是为了“捍卫自由主义理念”。【7】

如果说阿什敦式的研究在意识形态意图与历史叙事之间还糅合得不够“精妙”，那么曾经在中国风行一时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无疑处理得更为细致巧妙。笔者至今记得，十余年前读本科时，不少对经济学感兴趣的同学将这一学派的著作奉为宝典。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里，诺斯开宗明义的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对此作者强调：“简单说来，《西方世界的兴起》就是为了说明私人所有权保障了个人收益，从而使个人有动力去从事能够带来经济增长的活动，因此，经济增长有赖于从制度上保护私人所有权”。【8】

基于此，诺斯建构了一个历史模型，去分析近代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史，在此视野下，他认为英国经济之所以腾飞是由于“国会至上和习惯法所包含的所有权将政治权力置于急于利用新经济机会的那些人手里”。可以想象，这样的历史叙事会在当代中国掀起怎样的波澜。只是诚如作者所论，诺斯的这些观点“没有直接从史料考据着手展开研究，没有通过描述历史事实来引申出结论，而是设计了一个基于经济学基本理论的逻辑自洽的框架，再将前人研究中的历史事实按照论证的需要组织进框架中”。【9】

此诚然。不过让笔者感到诡异的是，晚近却有不少运用诺斯如此这般形成的观点重新对大量近代中国的史料进行分析，进而形成更多看似史料丰赡、符合所谓史学规范的研究。这或许正像恩格斯所描绘的，“从大门扔出去的历史事实，又从窗户进来了”。

冷战期间，西方阵营里的学者急于建构一套旨在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所谓“现代化”理论就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而美国的冷战推手罗斯托正是建构该理论的主要参与者。

罗斯托

如果记得三十余年前国内各种关于现代化的历史研究常常援引罗斯托的观点，就可想象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力。在《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一书里，他自言欲理解工业革命，“就必须迫使我们设法把经济同文化和社会、制度和政治的母体联系起来。它涉及人类文明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它能交给我们永久的知识，使我们懂得经济发展的内部规律”。这些话在一般意义上其实早就被许多研究论著提到过了，本身并无过多新意。不过正如作者指出的，罗斯托将工业革命视为经济“起飞”，其根本目的是“运用工业革命的历史构建了以起飞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型后，罗斯托期望的是当代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创造历史所昭示的种种条件去实现起飞，进而实现经济现代化”。如此这般就可以更好的“抑制社会主义革命”。【10】只是不知罗斯托的著作曾经在中国颇为流行，是不是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呢？

三、国家的作用

在19世纪，以李斯特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学者对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理论展开批判，认为他刻意忽视或淡化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国家能力、国家政策与经济建设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所谓“看不见的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当然，李斯特的学说尽管可以拿来商榷，但联想到苏联解体后的“休克疗法”致使曾经傲视人间的前苏联工业体系濒临衰亡，就可以证明在现代世界里，国家的作用千万不能被低估。

因此，作者从分析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叙述开始，梳理了当代学者对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论述。这些研究尤其着眼于被视为自由主义经济典范的英国，其实在工业革命前后一直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包括制定有利于保护本国制造业的关税政策、降低本国工业所需的原材料进口税、在立法层面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便利，以及为了争夺海上霸权而发的战争。

可以说，若没有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力扶持，那么英国的工业成就将大打折扣。因此作者特别提醒读者：“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大多是在重商主义经济的母体内孕育各自的工业革命的，这就使得富国强兵的追求，不仅存在于19世纪以后的后发工业化国家中，也存在于工业革命前的英国，而这一追求在本质上不因时代和国别的不同而有所差异”。【11】这一点对于今人在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时避免被“忽悠”，实有不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