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杀”到“自杀未遂”

一些不甘自欺的学者，如中华传播学会理事长、政大传播学院院长郭力昕批评，台湾的英语崇拜现象是一种“文化自我殖民”——郭教授无意或是有意间点出了新殖民地社会的特性。台大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廖咸浩则指出，“双语国家”政策必然走上“扬英抑中”之路，造成受众认同混乱、扩大阶级差异、垄断国际视野、弱化中文能力、阻碍高阶思考──这是新旧殖民地社会的通病。

与此同时，台湾语文学会发起“反对2030双语国家”联署，迄今已获得近两千名人士的支持，其中半数是各级学校教师。不过，有位外语系教授何某的论述颇为特别。

何某说：日据台湾时期推行“国语政策”，独尊日语；国民党政府迁台推行“国语政策”，独尊华语；如今民进党政府进行第三次“国语政策”，则是独尊英语。

他又说：前两次是对台湾本土语言文化的“他杀”，这一次是“自杀”，但“自杀未遂”，因有诸多学者强力制止。何某主张“兼顾台湾在法律上有20种国家语言及英语为国际共通语的事实”，改以“多语台湾，英语友善”的双赢策略。

这种说法，专属以“多元文化”为掩护的伪本土派，包藏着过时的后殖民语境“本土/外来”概念──即“本土语/外来的日语、华语、英语”，但又开通“英语友善”的后门来加码本土“自杀”的实际。所谓“兼顾台湾在法律上有20种国家语言及英语为国际共通语的事实”，不是教唆台湾语文印度化的“自杀”？所谓“多语台湾，英语友善”，确定不是挤压汉语中文的双输主张？

台湾的“本土”意识形态化于1990年代，成为抽离和对抗中国元素的政治工具。操弄语文教育的人，毫不在乎年轻世代因而普遍失去高能思考和创造的后果，为台海话题平添“智统”的素材。

伪本土派无视中华民族光复台湾，台湾人争学国语的热潮开始于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前的史实，不但扭曲国民党“迁台推行国语”的历史，并编造“台湾华语”的说词，无非为了编派“国语/台语”＝“外来/本土”的认知宣传。

然而对当时的台湾人来说，“国语”就是中国本土的共同语、通用语或普通话，而非外来的“他者”；台湾光复时的“国语政策”更非“他杀”，而是复活。

换句话说，台湾本土语言文化分别在殖民地和新殖民地两个时期遭遇“他杀”与“自杀”；其间，民国政府推行“国语”，恰恰是要恢复台湾本土的语言文化。

台湾声韵学家竺家宁指出，“国语”是华夏民族的共同语，或叫雅言，或叫通语，或叫官话，其实是同一指称对象。

竺家宁教授讲学。资料图

所以，“国语”在台湾甚至早于闽南方言，在元顺帝设置澎湖巡检司时就已开始流传。这就可以解释《马关条约》后，为什么日殖总督府学务长伊泽修二会带一批通晓中国“国语”的翻译人员来台，显然亲历明治新政统一国语的他，固以为北京话在台湾是多数人的共同语。    

1945年台湾人既恢复华夏身分，自然也恢复华夏共同语的使用权利。1946年，“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北京大学毕业的魏建功与何容在台担任正、副主委。他们面对日殖半世纪后台湾人的“失语”现象，提出《何以要提倡从台湾话学习国语》、《从方言学国语的理论》等文章。

还有在台山东人王炬担任语委会的训练宣传组组长，他著作的《国语运动的理论与实际》指出：“国语因方言而扩充其词汇语汇；方言因国语而发扬其优点。”  

已故台湾史研究者曾健民解说，光复初期国语运动者的共同点在于认识到“台湾话(闽南方言)”与“国语”属于同一民族语言，只是前者在日殖时代受到压迫而变质，丧失了如同华夏社会各地方言的应有地位。而国语运动目的就在于驱逐日语垄断，恢复台湾包括闽南方言和国语在内的民族语言，并在方法上强调“从方言学国语”、“用方言的思路写文章”。

这种务实的科学态度，岂是伪本土派自编的“他杀”？

“抢救国文教育联盟”的经验

新殖民地伪本土派排斥“国语”，否认“台湾话”为中国方言，不过是因为“国语→北京话→国都→中国”的地缘政治关系，所以把同属汉语的“国语”、“本土语”对立起来。现在历史科和公民科的“脱中”教育都已到位，社会上涌动公务员废考国文、大学生废修国文的舆论氛围，确实是以“本土语”、“多语”、“双语”之名，对半残的语文教育施以最终打击的机会。

至于某“中研院”学者所谓“南岛语言”是“台湾国际化的软实力”之说，可见“多语台湾，英语友善”的支持者成分庞杂，“反对2030双语国家”的人士也多是各取所需。

无论他们自以为南岛语、本土语、新住民语、母语、多语或英语能接轨国际和强化竞争力，其实都无法超越“语言政治”(politics of language)的宰制。

新殖民地时期和殖民地时期一样，语言只是权力结构的展现，而不是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需求，当权派并不在乎任何一种“本土/外来”语言本身的发展，而且无一例外的结果是兔死狗烹：权力达阵＝语文衰微。

台湾光复前夕的1944年，全台日语普及率达到71%，但却有45万名公学校毕业生不能自如地使用日语。这是因为日殖当局实施“皇民化”的目的在于役使台湾劳动力，而不在于让台湾人具备以日语思考的能力，这也说明日殖台湾时期高学历者集中在医、农、工的现象。现在英语“自杀”本土，则是因为依附美国队的权力结构使然，与日殖台湾时期的依附阶级推崇日语，如出一辙。

因此，当前台湾学生的最大问题，是语文整体及相应思考能力的衰残，其病态是多元自视，其病根是中文不行，而病因是政治屠宰。

早在2005年，已故诗人余光中就发起成立“抢救国文教育联盟”，联署人士超过一万名，共同发起人遍及台湾、大陆、香港、美国等地。

以如此声势诉求增加学生国文课时、提高古诗文比例、恢复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尚且全数失败，至今仅存小众的古诗文背诵与吟唱比赛而已。年轻世代的国文教师为求生存计，则纷纷报名补修“本土语”或“双语”资格。

“抢救国文教育联盟”的经验，预示了“反对2030双语国家”最多是热闹收场。台湾当局自1990年代改造历史教育以来，从没忘记改造思辨历史能力的语文教育，这是奔着改造身分认同而来的政治工程。凡是没有这种认识和相应行动的异议者，注定无疾而终；凡是违逆这项工程的挑战者，必然遭遇精神镇压，例如曾经热心两岸合编语文教材的教授和相关学校。

在这样的氛围下，执掌台湾语文教育牛耳的师范大学中文系，只能以顺为正地走向“本末倒置”的EMI课程，更无人再为台湾教改下的语文教育拨乱反正。

台湾教改从“八八课纲”、“九五暂纲”、“九八课纲”、“一○一课纲”、“一○三课纲微调”、乃至“一○八新课纲”，平均几乎每3年换一次课纲，每次都重点争议和更改中文课时、文言/白话比例、核心古文篇数和取材、《中华文化基本教材》的课程属性乃至存废。

如今在号称“素养导向”的新课纲下，台湾小学国语课本3个版本中，平均六年只有6首古诗文；而大陆地区小学统编版语文课本，六年共有112首古诗文。相形之下，加诸“双语国家”政策的台湾学生，将被导向廖咸浩教授所说的“文化的贫乏与创造力的平庸”，而这正是新殖民宗主国所需要的“殖民地素养”。

去殖民地化必光复语文

当年日殖总督府就是采用吸纳、混同“双语”的教育方法，来转化或错乱台湾人的身份认同。比如1896年在国语传习所增设日式汉文课，内容甚至包括删去孟子民本内容的四书五经；1897年还规定公学校每周12小时的汉文课程，但教材是汉译版日文读本。后来随着日语文教育的顺利扩张，而逐步缩减汉文课时数，终至完全废止汉语中文。

据李登辉自述，他在1947年1月担任台大学生会联合会议主席时，已经不会说中文，讲的是日本话，由他的入党介绍人吴克泰担任翻译。由此可见，日殖当局以“双语”教育达成“同化”的成效。

不过，日殖时期许多台湾书房表面奉行日式《汉文读本》，暗地却使用大陆出版的国语文教科书；与此相应，许多家长白天送孩子上公学校，晚上又送孩子到书房补习，以保存民族根苗。有些经过书房时代的师生，后来不同程度地体现中华民族意识，如连横、林献堂、庄嵩、洪弃生、李伟光、蒋渭水、张我军、赖和、潘贯等人便是。

这种殖民地经验，岂不预示台湾学生无法在“双语”的公学环境学好汉语中文，而必须求助私学？一旦台湾的语文环境步入印度化，估计补习中文普通话将是台湾学生未来要走的路吧，就像台湾光复时他们争学国语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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