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柏村不谙政治权术，不敌台湾新兴资产阶级在美国扶持下，全面接管蒋系政军经特权力的浪潮。他成了李系国民党处理旧国民党人马的棋子，而最终被李系开除党籍，成为弃子。他的悲剧，是他的政治限制使然，映照着“中华民国”叙事在台湾的命运。

舆论称郝柏村以反台独为终生职志，这话要看怎么理解。任职“行政院长”时，郝柏村说“中华民国万岁”，说自己“爱台湾，更爱大陆”，又说过“中华民国的国军不保卫台独”。听众很难理解的是，国军既没消灭“台独”，又要保卫“中华民国”台澎金马，则如何可能“不保卫台独”？

郝柏村的主观认同与客观局势的落差，让他自己悲愤莫名。他的中国人认同既不见容于“台独”，也让他麾下的大多数台军避而远之。

正如他自己所说：“没有反共戒严，哪来台湾民主？”抗日叙事固为岛上中华民族意识的体现，但反共戒严却是分化、弱化中华民族力量整合的法器，并衍生出以反共民主为包装的“台独”势力和思维，《反渗透法》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参照。

人们由此理解，从杨逵到陈明忠这一脉中华民族意识的台湾人，会遭受迫害、曲解或遗忘的原因。

郝柏村离世，也终结了一个时代。图片来源：联合报

抗日战场的全面性

2015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台北远见天下出版《郝柏村重返抗日战场》一书。从《序言》看来，“八年对日抗战”仍然是郝柏村的叙事基调，“蒋委员长的领导”仍然是郝柏村的叙事意图。

2014年，郝柏村以95岁高龄三次重返抗日战场，首先是以重庆为出发点的“华中行”，其次是以芦沟桥为首站的“华北行”，再则是以崑仑关为起点的“华南行”。可以想见，抗日叙事确实是郝柏村的生命衷肠，这比起1949年撤台又移居海外的许多国民党人要忠贞得多。

只不过，从更大的世局和历史视野来看，近代日本国策改为以侵华为方针，始于1868年即位的明治睦仁。郝柏村推崇吴相湘教授编著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使人联想第一次中日战争。从1894年到1945年不到半个世纪内，两次中日战争都是近代日本侵华国策的体现。其中，第二次中日战争始于日本利用中国各军系内战、张学良入关助阵之机，而不是始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之后。

郝柏村的重返战场与抗日叙事忽略了马占山、吉鸿昌与冯玉祥等人的自发抗战，也忽略了杨靖宇、赵尚志等人的独立抗战，那时蒋介石还未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一时期，台湾的抗日组织经过日殖当局的大清洗之后，台湾人将面临更苛酷严峻的皇民化统治。有志之士意识到，唯有投入祖国大陆的抗战，才能真正解放台湾的殖民地桎梏。

因此，不分党派和地域的全民族对日抗战，才是最终胜利与光复台湾的保证。然而，郝柏村的抗日史观容易使人陷入党派之争，容易成为台湾“反共义士”的口实，也容易忘却七七事变以前的日军作为和抗日历史。今天一般的台湾学生，已经说不出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八女投江或抗日七君子的故事。

换句话说，郝柏村的抗日叙事欠完整也欠彻底。而今后多数台湾人的抗日记忆与民族意识，也难以倚赖不全的或断层的抗日叙事来恢复。

最后的历史定评

虽说台湾人的历史意识和国家意识断层，并不是郝柏村的抗日叙事所为，但郝柏村的抗日叙事却和多数台湾人的断层意识一样，同是被中国内战格局扭曲的产物。两者的不同处，在于郝柏村不用“中国打压台湾”或者“中共不正视中华民国”这类政治术语。

或许见过世面的郝柏村愿意面对一个客观存在，即所谓“打压中华民国”，其实是近现代主权国家体系决定的格局；正如陈明忠所说，1971年以前的台湾当局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吗？这或许就是郝柏村只争抗日话语权，而不掺和台湾加入联合国组织之类的口水战的原因。

郝柏村晚年希望两岸和解与和平，获得许多人的肯定，这也是他最后的历史定评。至于他对蒋介石个人的崇拜与好评，其是非已有中外学者的诸多研究可供参照。他的一家之言，对照曾与蒋介石称兄道弟的李宗仁和冯玉祥等人的回忆录，颇值得后人玩味。

【补记】

四月一日愚人节，台湾报纸刊出施明德呼吁蔡英文当局褒扬郝柏村的谈话（施明德赞郝柏村“真正中华民国派将军”，《联合报》，2020年4月1日，A6版。），前台独派主席与前中华民国派将军惺惺相惜的往事跃然纸上。施明德相信，郝柏村能接受“中华民国台湾”的历史脉络和结果，明白“中华民国”与台湾分割不开的命运。

施明德的赞语，证明并强化30年前郝柏村说“国军不保卫台独”的悖论性。无论郝柏村是否同意施明德的恭维，在他自己抗日叙事开篇提到的中华民族，已经距离“后真相”的大脑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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