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素质上已经“大学高中化”的条件下，却在课程、教学和命题上要求“高中大学化”，而不针对大学数量过多之类的教改弊端进行结构性调整。如此缘木求鱼的教改，使得整部新课纲看起来，就像理工科文青的码字作品而已。

相较于大陆，台湾学生的基本学能和竞争意识低落，这是连学生自己都明白的实况；但教改2.0似乎闪避教育基础和结构的改善，而转向超英赶美式的选修课程和跨学科评量来着力。

北京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刘栋认为，大多数中学生应首先做好基础知识的学习，而不是舍本就末地在基础知识都没有掌握好的情况下，去追求所谓的跨学科学习，何况高中教员对不同学科也谈不上已有很深的把握。凭此来进行所谓跨学科的学习，至多是在形式上生搬硬套不同学科的内容而已，恐会产生很多的误导。¹³

^{台湾停教七年的九九乘法将在九月开学小二课本中复教，编辑委员林淑君展示将来的内容（东方IC）}

新竹清华大学荣誉教授李家同也有相同看法，他说中学教育应该强调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本学问。以目前情况来看，新课纲的教育政策和甄试办法是在背道而驰，使得学生努力地学花拳绣腿，而不能脚踏实地在基本学问上下功夫。面对工整的新课纲三面九项的“核心素养”，李家同只好承认自己是个“没有素养的人”。¹⁴ 事实上，台湾这几年大考国文科套用某些作品的材料，已屡次发生过原作者无法正确识读命题者“素养”的闹剧。

也就是说，在没有调整相应于“核心素养”所需的学校体制、结构和设备，也没有制度性充实教师“素养”的条件下，教改2.0要求各中小学和教师无中生有，自己变着“素养导向”的戏法。其流于各说各话或虚应故事的结果，不难想象。

AI新人类：教改2.0的核心使命

究其实，汲汲以“素养导向”为诉求的台湾新课纲，其“核心”是信息科技。比如在参采高中生修课纪录方面，全台湾约三成的大学校系会参采程序语言和演算之类的“科技领域”。¹⁵ 此外，台湾教育部门还增设“大学程序设计先修检测(APCS)”，使得部分大学如成大和交大的信息工程相关科系，对于申请入学的考生只录取APCS合格者。

另一个旁证是，在所谓“2019教育创新国际年会”，汇集了50名跨境讲师，包括台湾的叶丙成、蓝伟莹、陈慕天等人，为新课纲广告“素养深学习”，直说“邀您一同打造AI时代的新教育、新人才”。¹⁶ 这说明新课纲诉求的“核心素养”，不过是AI发展下的教育说帖。那么所谓“AI时代的新人才”，只能是家境和资源抢先掌握或补强AI素养的学生；外界忧虑新课纲将进一步恶化贫富与城乡差距的问题，其真正源由在此。

所谓“核心素养”，并不是一种学术语言，而是职业导向的信息语言，或说是AI语言。它强调“自我探索”，原是因应AI改变就业市场的预期，¹⁷ 故而其诉求是培养信息化的新人类。这种新人类能从大数据中进行资料探勘，并通过深度学习而具有较强大的特征萃取力。因此，所谓“素养导向命题”，也就是将考题大数据化，以驱动“智能机器人”进行资料探勘和特征萃取的意思。

叶丙成四处宣传牛津大学某论文数据，说未来将会消失47%的职业。 ¹⁸于是，被失业焦虑绑架的听众，自然心甘情愿接受新课纲的救赎，以便自我改造成数位化的“智人”，而不再是教改前的“全人”。这种智能新人类是因应全球科技、特别是信息科技发展而来的新品种，所以新课纲下的教育目的，是产出“适应现在生活及面对未来挑战”的学生。

就像一具“智能机器人”，它只管解决眼前的问题；至于伦理、脉络、历史、道德、艺术、文学、人情等等，单凭数据无法判读价值或是非的议题，它的答案依据是“多元化”──以多元的、海量的信息来对冲是非判断，或是重建价值。试看今年一个数理资优班的高中生，即使国文一路不及格，学测总分48级分，照样能凭申请而入学新竹交通大学资工系，并获得舆论宣扬。¹⁹ 这种非全人教育下的偏才获得普遍肯定，固是台湾教改以来新形塑的社会价值观使然。

因此，面对教改2.0，当学界或教育界有人疾呼历史教育要根据前因后果的脉络来施行，或者“去中国化”是不道德的台独教育时，就和那些包括学生代表在内的课审委员处在不同一个频道上。在新课纲主张者看来，包括人类信仰或感情，所有存在都是可移植的跨境、跨领域、跨学科的信息材料；所谓“台湾史脱中”或“中国史入亚”等争议，只是数据处理的问题，而不是可否移易的原则或价值问题。

也就是说，在程序语言的世界里，只有0和1如何组合的问题。至于人伦等意识形态，属于不同的语境，“智能新人类”对其无感。

学校成为重新定位民族与阶级的集中营    

2019年9月27日，美国微软公司在台湾成立亚洲第一个AI研发中心，并欲扩招台湾的AI人才。这是去年微软宣布对台湾加码投资案的落实，AIT处长郦英杰与蔡英文等台湾产官学高层均出席了落成典礼。 ²⁰美国信息产业需要台湾的智能工人，台湾的新课纲就成为美国教育代工与人力中介的具体回应，而台湾的家长变成美国AI产业链的终端资本。

社交媒体上网友对台湾教改的嘲讽

英国的教育社会学家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深信，某些社会群体清楚知道学校教育并不是中立的，它预示着家庭在物质上和话语上的权力。这些群体藉此以改善其子女的教育进步，并使其子女的脱颖而出合理化。 ²¹他又认为，在所有的现代社会里，学校是一个书写和重新书写民族意识的主要机制，将一个共同的生物基础转化成特定的文化意识。²² 审视台湾自上世纪末以来的教改，在贫富分化与民族认同的趋向上，完全证实了伯恩斯坦的论述。

大陆近年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已经赶超美、英等国，这包括社会整体的科学素养与生活应用，比如行动支付、电商网购、人工智能、物联网与5G等领域。 ²³至于AI相关的大学科系和企业，更是让青年们热烈投入。 但因为台湾自我封闭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教改多年来形成的集体偏见，使教改2.0与部分媒体对此视若无睹或报导偏差。

事实上，台湾的教改2.0，是在教改的结构性弊端的基础上进行大数据化铺陈。也就是基础不牢，却要在上层建筑自主、多元的华丽标语，无异海市蜃楼。台湾学界对此，也不是毫无反省。²⁴

比如同是台大电机系，吴瑞北与吴忠帜教授在日前刊文指出：高中多元选修与大学个人申请勾连，当然会造成公平性疑虑；跨领域人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而不是自我设限于18学群勾选方式的结果。至于高中教师，在当前体制下的时间有限，依法应顾及学生的健全体格和良好品性；但在新课纲的「素养」架构下，他们却要承担资料认证或登载不实的刑责。²⁵

如此看来，在政治、社会、经济没有更公平与进步的当前条件下，台湾教育上的阶级分化与美国附庸性，将是教改2.0必然延续乃至强化的方向。

【本文部分内容刊载于台湾《观察》杂志第75期，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全文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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