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对中美BIT谈判影响

TPP投资规则的最大变数在于能否通过缔约国国内的审批程序从而正式生效落地。然而，无论TPP能否通过缔约国国内审批程序，TPP作为下一代区域性综合经贸协定的风向标地位已然确立。美国“倚天剑得铸”，必然能够实质性影响正在进行的大型（big deal）投资协定谈判，包括TTIP投资规则和中美、中欧BIT谈判。

1982年，中国与瑞典签订中国第一个BIT，由此开启了中国的BIT时代。中国在1982年至1988年共签订了21个BIT，其中13个BIT是与欧洲国家签订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BIT借鉴欧洲国家BIT实践，在规则设计上倾向于欧式BIT。在九十年代以后，中国BIT实践逐步受美国NAFTA的影响，日益复杂化。

就中美BIT谈判而言，TPP投资规则难以影响中美BIT文本设计。由于中美双方已经结束BIT文本的谈判，且已经进行了两轮负面清单交换，TPP投资规则难以直接影响中美BIT文本的设计。同时，考虑到美国同时以2012年BIT范本进行TPP谈判和中美BIT谈判，中美BIT文本设计可能不会显著不同于TPP投资规则。

但TPP谈判结束却有可能影响中美BIT谈判的进程。

从积极方面来看，作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Ｎo.1议题，TPP谈判结束将为中美BIT谈判腾挪出足够的政策注意力，奥巴马政府能够集中政策资源推动中美BIT谈判谈判。

从消极方面看，TPP谈判结束即行面对国内立法机关审议，贸易投资自由化（尤其是ISDS机制）的内生弊端在经过美国国会讨论和可能的媒体放大后，可能波及乃至妨碍中美BIT谈判。另外，作为具备浓重地缘战略色彩的经济一体化协议，TPP谈判结束也标志着在经济上对中国的“维度打击”已经初步形成，TPP可能加剧中美在经济领域的政治对抗。

此外，中美BIT谈判还面临一些不同于TPP谈判的“特色”。TPP涵盖议题广泛，缔约方受益面广、妥协空间大，相比之下，中美BIT仅涵盖投资，美方受益面较少；中美两国经济体量和制度差异显然不同于TPP缔约方的权力结构，相对较小的权力差异更要求中美两方拓展建设性的合作空间；TPP投资规则中的劳工、环境保护和国有企业条款虽然没有大的突破，但已经是“史上最坚定”，远远高于中美双方可能达到的共识区间。

综合来看，虽然极具地缘战略色彩，但TPP谈判结束很可能加速中美BIT谈判。

中美BIT谈判不同于TPP谈判的诸多特色因素是中美BIT谈判的固有挑战，无论TPP谈判成功与否，中美都必须在双方权力结构和制度差异的基础上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政策契合点。换言之，就TPP是否影响中美BIT谈判而言，上述特色因素反而是无关因素。

TPP谈判结束的积极影响不容忽视，消极影响不应夸大。TPP的地缘竞争色彩更多的体现在贸易领域。国际投资协定的一大特色在于以跨国去政治化合作推动国家间政治化合作，通过中立的、法制化的投资仲裁取代国家间的投资外交保护，剥离个别投资纠纷对缔约国总体外交关系的影响。虽然通过TPP中的劳工保护条款和国有企业竞争规则，美国形成对中国BIT谈判的道德制高点，但在作为投资协定主体的投资保护和投资准入问题上，中美双方仍然保有基础性的共识。

所以，仅就TPP谈判结束对中美BIT谈判的影响而言，真正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是奥巴马政府与国会之间就国际投资协定和投资仲裁的本身优劣的政治判断与共识。国际投资协定和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本身存在缺陷，美国也认识到这些制度缺陷，并也试图通过一系列安全阀制度控制其负面影响。当然，这些缺陷必然会在TPP国会批准过程中被大肆讨论，并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被拿来攻击中美BIT谈判。然而，考虑到投资协定是中美双方不多的能够进行积极合作的领域以及中美BIT谈判失败的替代情形（双方投资保护回归政治性外交保护），中美投资协定仍是一个双赢且可能成行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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