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回延安汇报谈判情况后，毛主席如何看这些问题呢？

他认为，我们的原则是保持独立性，但现在的情形是要限制我们党，限制我们军队，一切行动要受同盟会的决定，并且蒋介石有最后决定权。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还是在他定的圈子里做事。当然，他这个圈子在形式上是大大地损伤我们的独立性，在实质上也若干损伤我们的独立性。应从政治上来观察，是不是根本上损伤独立性，那还不是的。党的独立性主要是政策问题。大革命时期形式上是独立，实质上是做了尾巴。现在我们的政策是逐渐地冲破他的圈子。我们不能因为这种限制就与他决裂。在前途上，我们是可以战胜他的圈子的。他这个圈子可以限制我们一些工作，但有两条他不能限制，一是党的秘密活动，一是红军给饭吃，红军、苏区实际上归我们管。[17]

毛主席是一种非常开阔独到、非常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不从形式上而是从实质上看，不从眼前而是从前途上看，不从他们划定的圈子而从我们党的内因决定和内部政策上看，你不想让他限制他就限制不了。蒋介石想画地为牢，我们却是思路一变天地宽，有些事情想清楚了就不怕。

此时已是1937年6月底，正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为了抗日救国大局，中共中央决定对蒋做出重大让步。

我们的新方案，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同意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权（依据纲领，而不是无条件的决定权），但目前应着重保持共产党的独立组织及政治宣传和讨论之自由，使同盟会成为政治上两党合作的最高党团（是合作形式而不是合并）。

还确定，中共准备7月中旬发表国共合作宣言，之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八一”自行宣布改编，编3个正规师，共45000人。明确告诉对方，如果再不同意就不需要你同意了，自己按照有利于抗日救国的既定方案干。

还决定，陕甘宁边区准备7月实行民主选举，向蒋推荐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中的一人任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为副长官；各游击区原则上一律停止没收土地及建立苏维埃政权，取消红军名义，改以抗日义勇队名义出现；力争朱德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毛泽东原则上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机托故不去；周恩来再去见蒋时，博古、林伯渠、董必武一起去等。

很快，南京方面又电邀周恩来去谈判。到达上海那天夜里，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共迅速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10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

但蒋介石仍十分冷淡，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3个师直属行营管理，3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并提出由周恩来任政治主任，毛泽东任副主任。

这样的无理要求我们不可能接受，谈判第四次陷入僵局。

怎么办？中央决定让周恩来等回延安，采取不再与谈的方针。

为什么如此坚决？因为形势变了。毛主席说，日军进攻的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蒋对红军办法不能接受，只有拖之一招”。[18]

当我们表示不再谈、准备拖下去的时候，事情却又出现转机。

７月29日和30日，北平和天津先后失陷，蒋介石已经走投无路。周恩来等刚回西安顾祝同就告诉他们，蒋介石催促红军迅速出动抗日。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日宣言

毛主席、张闻天要周恩来转达蒋介石：（一）我们8月15日前编好，20日出动抗日。（二）3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德正彭德怀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蒋介石拟派他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以便指挥作战。（三）3个师45000人。另地方部队1万人，设保安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五）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六）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

还明确，红军作战坚持以下两条原则：一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二是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1/3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19]

但谈判时，康泽又提出，中共宣言不应提“民主”，改为“民用”；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三条的解释；连提“与国民党获得谅解，共赴国难”等都不同意。

谈判会不会再一次陷入僵局？但局势再也没有给蒋介石机会。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战火烧到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为调遣红军开赴抗日前线，谈判局面迅速改观。

8月18日，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下编一一五师、一二零师和一二九师3个师；答应国民党不派军官到八路军中任职，只在总部和3个师之间各派联络参谋一人；还同意红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骚扰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20]

9月22日，在卢沟桥事变两个半月后，国民党中央社公布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也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开始。

回顾这个惊心动魄的历史转变过程，我们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实践中抓主要矛盾的重大意义。瓦窑堡会议认定主要矛盾转变并确立新的策略方针，之后就是思想主动、政治主动、道义主动、决策主动到战略主动和行动主动，顺天应人，最后把看似不可能变成可能，胜利地达到预期目的。

看到了扭转历史车轮中逆天开局的谋略。在阶级战争正在进行时，决定主力尽出东征抗日，打破了原有格局，掀起了民族革命大风暴，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加剧分裂，从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再到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硬是一年间改变了历史走向。

看到了矛盾双方转化的硬条件。那些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不是道义和道理能改变的，不能幻想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需要造成让对方迫不得已的态势，如果没有红军的战场打击，没有张、杨的强力压迫，包括造成日本对投降派绝望后的进攻，让蒋介石改弦易辙难。

看到了政治军事一体化的斗争艺术。蒋介石一定要消灭红军，如何与他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那就全局造势局部做起，从最有可能突破的张、杨内部做深入扎实的工作，很快形成西北“三位一体”，最后局部改变全局，实现了看似不可能的目标。

看到了走向光明前途的曲折性。历史总在不断地出难题，要保持坚定的方向和自信，着眼主客观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敌变我变、我变敌变的动态过程中，掌握引领发展的主动权，最后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21]。

毛主席曾生动地比喻说：陕北的驴子很多，让驴子上山有三种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待毛驴子的办法推他、拉他，再不愿意干就打他。

这种办法管用，有意思。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25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503-6504页。

[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91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1-652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546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7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547-6548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9-91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1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2-93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3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页。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549-6550页。

[14]郝建生编著：《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20-321页。

[15]郝建生编著：《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30-331页。

[16]郝建生编著：《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348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84页。

[18]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10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401，416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20]郝建生编著：《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2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7页。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