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92年政改方案与直通车问题

在香港本土的气候、国际社会唱衰中国的大背景下，英国当局也一改其外交素来的理性、稳重、实用、灵活的方略，尤其是保守党主导下的议会和政府，更是不遗余力的支持彭定康，英国政府尤其是外交机构与以彭定康为首的港英政府唱起了“双簧”，在中英谈判中一再提出种种损害中国主权、改变现行政制和违反“三符合”原则的主张，主要包括：

第一，英方要求坐“直通车”的条件要有客观标准，以明确1995年选举产生的立法局议员可以直接过渡到1999年；第二，英方要对1996年成立的香港特区筹委会的组成有一定影响力；第三，英方要求确保2007年的立法局实行全面直选；第四，英方要求中英双方就1995年选举委员会的组成达成协议，以后推选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也以同样方式组成；第五，英方提出把公务员列为一个功能组别，可以参加政党。

英方的上述主张，其中有三处涉及到功能界别问题：第一，立法会的直选可能涉及功能界别选举方式的废除或革新；第二，无论是行政长官还是立法会议员的推选，其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也都会涉及到功能界别问题；第三，增设公务员作为一个独立的选举界别，也是较为敏感且重要的功能界别问题。

《中英联合声明》签字仪式

这些主张，与《基本法》的规定是不符合的，也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中方自然不会答应。在这些谈判过程中，双方的博弈和角力可谓十分精彩，就以“直通车”为例，就凸显了两个文明古国的智慧和技巧。所谓“直通车”，其实是一种形象的比喻，是英方最早提出，即要求中方容许1995年选举产生的立法局议员不再经过一个新的选举安排、直接搭乘“直通车”过渡到九七，以保障回归前后的政制衔接。此一主张中方表示赞同，但强调要与基本法衔接。

后来，亲英势力不主张衔接、全面否定直通车，有议员甚至直言“直通车”就是通往地狱的直通车、直通车是“红色猪笼车”等。经过一段曲折，中英重回谈判桌，英方重拾“直通车”。中方则强调，1995年的立法会议员不能无条件搭乘“直通车”，要进行一个“验票”，即坐“直通车”要满足四个条件：符合基本法有关规定；拥护基本法；愿意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同时要经过一个筹委会的“确认”。反对英方所主张的“人车皆通”，中方更明确李柱铭和司徒华如不脱离支联会，则不能坐“直通车”，彭定康则坚持两人不能被赶下车。中英胶着不下，最终“直通车”计划搁置，中方另起炉中、重新建立治港班底。

在这个博弈过程中，港督彭定康异常活跃，不失时机推进自己的政改方案。通说认为，彭定康对中英香港问题的处理方式，采用了“偷步”和“斩件”立法等方式来应对，实质的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原则、精神和规定。比如，1993年5月26日，香港立法局三读通过了《九四／九五选区分界及选举事务条例草案》（以下简称《选举草案》），该《选举草案》就是彭定康《政改方案》第141点的具体化。1993年4月22日重启的中英“17轮会谈”在12月15日彭定康向立法局提出其《政改方案》而宣告破裂，从此，中英阶段性的在香港问题的解决上各说各话、各走各路。

四、彭定康政改方案的正式抛出

1994年2月24日凌晨，香港立法局经过近10个小时的激烈辩论，通过了彭定康提出的第一阶段政改方案，当天下午，英国政府公布《香港代议政制白皮书》，中国外交部和港澳办发言人严词批评该方案，导致“直通车”停开。纵观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对《基本法》最直接的违反就是修改了当初中英双方所达成一致的立法会的选举办法之循序渐进变更的原则。也有人认为，彭定康实质上将功能界别选举的核心要义抽空，变成了某种以功能界别为名的直接选举。具体做法表现为：

第一，根据1991年香港立法局选举的情况和中英双方的谅解，1995年的立法局将有30个议员通过功能团体选举产生。中方认为，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1995年的选举应继续采取间接选举的模式，即原有21个功能团体不变，新增的9个功能团体全部按照法团投票（一会一票），选民从1991年的不到10万人增加到30万人。这是彭定康试图修改的功能界别选举方式的中英双方早期达成谅解的共识，即功能组别是指有份量和在社会上重要性的组别、且以法团投票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