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选人口中的“人民”到底是谁？

虽然美国总统大选注定要成为2016年的世界政治热点，但民粹主义成为此次竞选中的焦点之一，却并不是许多观察家此前能够预料到的。在至今为止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民粹主义可谓“大行其道”。究而言之，这种“大行其道”有着内外两方面的根源。一般认为以下两种情况容易产生精英阶层对现状的不满情绪,导致他们最终转而诉诸并投靠“人民”：一种是与外部比较时产生的不满；另一种情况是在内部比较中产生的不满, 它存在于社会团体之间。

从这个角度看，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两党三位具有代表性的、曾经的总统候选人竞争者，即民主党的伯纳德·桑德斯和希拉里·克林顿，以及共和党的唐纳德·特朗普，都因对内外“不满”而诉诸于“人民”。在此过程中，美国政治中长期坚守的“政治正确性”——这种“政治正确性”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已经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底线更是不断被突破。

就左翼的桑德斯而言，他所主要诉诸于的“人民”，主要是那些在社会内部比较中“失落”的蓝领白人工人阶级——原因是华尔街的“掠夺成性”；就希拉里而言，她所主要诉诸于的“人民”，是因与外部世界比较而对自己国家感到“落后”的中低技能劳动者——原因是国际经济活动对美国的“不公平”，而这正是希拉里对TPP态度急转弯的根源——尽管这很可能是出于争取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资格之需。

就特朗普而言，他所诉诸于的“人民”，既有那些在社会内部比较中“失落”的蓝领白人工人阶级——原因是大量（合法或非法）移民（尤其是拉美裔）占用了有限的社会资源，又有因与外部世界比较而对自己国家经济感到“落后”的中低技能劳动者——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对世界安全承诺和义务预期收益之间不成比例。以上是这次民粹主义运动中经济上的“进步”表现。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民粹主义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民粹主义的老调重弹——即族裔政治与民粹主义的合流。族裔问题本来关乎当代美国政治中的“政治正确性”，但美国社会力量变化，使得这一政治正确性成为“美国不再能够承受之重”（特朗普语）。也就是在这样的民粹主义背景下，特朗普才能够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大打敏感的族裔政治牌。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正如上文所讨论到的那样，特朗普民粹主义中的种族保守主义，自杰斐逊以来其实是有着长期的历史传统。虽然违背美国的历史潮流，但就像其以前的民粹主义运动家一样，特朗普只是在“正确”的时间——民粹主义盛行——打了“正确”的反拉丁裔移民牌。试想，如果超过1200万的非法移民假以时日拥有投票权的话，有什么政治人物胆敢突破这一“政治正确性”底线？！由此观之，相较于民粹主义短期内冲击美国的内外政策，真正对美国内外政策形塑产生长期影响的却是族裔政治。

精英“下嫁”民粹

进而言之，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民粹主义，终将消弭于历史的洪流之中而不会走向失控。原因有四。

其一，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根源，其实可以追溯到其最初的宪政设计。在美国宪政设计中最根本的关注之一，就是对政府的不信任。这为民粹主义提供了宪政上的理论根据和丰富的土壤。

其二，由于现代美国政治中存在所谓意识形态上的妥协共识——即不走极端，因此即便有极端的声音，也会被主流政党吸纳和消融。换言之，民粹主义可以逞一时之势，但美国的宪政设计——联邦制，加上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妥协共识，使得包括民粹主义在内的美国“极端”思潮/运动一般不会走向失控。美国历次民粹主义运动的结局印证了这一“妥协共识”的存在。

其三，从本质上说，美国的历次民粹主义运动，并非反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运动，充其量只是回应社会不平等矛盾的改革运动而已。

其四，除了上述美国政治中民粹主义的特性可以帮助防止民粹主义走向失控之外，世界历史上全球各地民粹主义的一大共性——民粹主义实为概念上的“底层的主义”和实际上的“精英的主义”，也有助于防止美国的民粹主义走向失控。

正如民粹主义研究学者林红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在一般的理解中, 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是两个相对立的概念，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精英阶层的全情投入和精心设计，民粹主义不可能成为一把批判的利器, 不可能形成强大的对现行体制的冲击；精英主义实质上是产生民粹主义的一种内在推动力，精英阶层与中下层社会在某种情形下的暂时融合反映了精英阶层的一种策略性选择, 精英阶层是民粹主义政治动员的设计者和主导者，大众只不过是可以提供合法性的动员对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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