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残阳】

1949年5月27日，上海这个当时远东最大的城市宣告解放。7至8月份，上海市人民群众自发开展了规模浩大的劳动运动，帮助新生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度过最为艰难的站稳脚跟阶段，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进程，令人欣慰鼓舞。笔者通过查阅上海市档案馆的历史档案和《解放日报》相关报道，努力还原这场运动的发展始末。

“解放初期，百端待理，拟将劳军事宜推迟”

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政府宣告成立，陈毅担任军管会主任和上海市市长。陈毅在着手管理这座被称为“东方巴黎”的硕大城市时真切地感受到，面对的困难挑战与我们党以往接管的中小城市截然不同，真可谓是一个“烫手山芋”——接管事务繁杂，旧政府如何整编、人员资产如何处理？资本家趁乱哄抬物价、投机倒把，物资供应如何筹措、金融市场如何稳定？地痞土匪四出作乱，潜伏敌特渗透破坏，城市安全如何守卫？……一系列的难题接踵而至，让陈毅市长“很忙”。

就在新政府忙于接管事务时，上海市群众自发组织的热情慰问活动，也成为一种“甜蜜的负担”，让他们有些应接不暇。刚刚获得新生的上海百废待兴，接管事宜十分繁杂，劳军活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工作精力。

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上海市军管会办公厅秘书处一月来综合报告》，直观地反映了接管初期忙乱的工作状况：“当军管会及市府开始日常的军管与政府工作时，军管各部门及地下工作者的联系、询问、无数被解放的人们拜访、慰问、告密，各党派地下人员被监禁者的求释，失业者的求职，投机撞骗者的冒充、破坏，都措手不及地拥来，每日除电话与接见不计其数外，函信及来文约达四五百件，每日问事者平均约达二百人，因此各科室的工作开始很有些顾着忙乱、被动……”

由此，1949年6月13日，上海市军管会、上海市人民政府在《解放日报》报头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公告：“自上海解放以来，承各方雅爱，纷纷以慰劳解放军事宜来相询问，厚意至感。兹因解放初期，百端待理，拟将劳军事宜推迟，俟决定具体办法再行通知。在具体办法未决定前，一切慰劳事宜希暂停止。”

“每人凭着自己赤热的心肠，拿出全部力量来，慰问解放军”

待接管告一段落，城市军事管制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劳军事宜重新提上议事日程。7月16日上午，上海市各界劳军总会在国际饭店举行了成立大会。

劳军总会成立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慰劳人民解放军宣言》，进行了广泛的思想发动。

这次劳军形式十分丰富——

有“工商业义卖”。8月1日起，上海市300余家商店连续3天组织义卖活动，将所获得的利润捐献出来。棉布业成绩最为出色，连同捐款达2.1亿元；纸商业位居第二，达1.6亿元。一批做小买卖的豆腐店老板们也参加了义卖活动，愿意认捐60万元。还有很多厂商，把准备出厂的汗衫、背心、毛巾等商品，装满运货的汽车，挂上宣传的标语，直接运送至劳军总会，将仓库塞得满满的。以至于8月10日，劳军总会特地登报申明，希望工商界直接捐献现金。

有“体育界名将劳军献技义卖”。薛旭初、胡维予、唐豪等一大批沪上乒乓球、健美操、篮球、羽毛球、武术等界别的运动员，以及中青年游泳队全体成员定期进行技艺表演，将获得的收入全部捐献给了劳军总会。他们还走进军营，与守卫上海的官兵进行体育交流，活跃了连队文化生活。

有“文艺界劳军义演”。在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每天从上午10时一直到次日凌晨2时，不间断播放平剧（即京剧）、越剧和各种地方剧，以戏曲的形式进行劳军宣传。白穆、黄宗英等一大批上海著名戏曲演员，通过无线电波，呈现出他们精彩的演出，中华自由、东方华美等多家电台进行了转播。每个剧目表演完毕，就会有观众打来电话进行认捐。电话公司的8名女职员，整日帮忙接听电话，协助收集物资。

有“一日捐献活动”。上海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大新百货等单位发动工人将一日劳动所得完全捐献出来。大新百货组织劳军运动时，厨房间烧小菜的唐启主动提出认捐5天工钱，其余8位工友也纷纷响应，一同认捐了5天工钱。有的底层劳工捐献出自己多年积攒下的积蓄，还表示“自己只能表这一点心意，很惭愧”。人民印制第一厂61岁的张炳泉老师傅，不但捐出两斗米，还长期捐出底薪，直到全国解放。恒丰纱厂女工组织了“一人一袋运动”，每人捐献一个劳军袋，袋里装有牙刷、肥皂、毛巾等日用品，袋面绣上了慰问解放军的标语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