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仁对端木蕻良和东北作家群在进入左翼文坛前后对于东北的不同表现有深入的观察。在《科尔沁旗草原》阶段，科尔沁旗草原是其生活的世界，也是其批判和反抗的对象，内心体验与对现实的表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在抗战的语境或关内左翼文化的影响下，“端木蕻良逐渐把自己的人生理想转移到了与自己有着不同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的大山、铁岭、来头、双尾蝎这类充满原始生命活力的人物身上”。对于东北原始力量的凸显恰恰源自关内和全国对于民族精神的召唤，而不再是与个人经验更为密切的、生活于这块土地上的人的复杂状态，因此，原始的、雄浑的、充满生命活力的草原实际上已经因应着不同的需求，呈现着不同的生态。富仁最为珍视的，不是左翼通常崇尚的边缘或底层，也不是对于边缘的同情和理解，而是源自边缘或底层生活本身的求生意志和原始力量。这种意志和力量，即便不是完美的，甚至是粗糙的，也远比其他都市作者们的诉求更能体现民族生活的总体需求和渴望。因此，对于富仁而言，东北作家群带着一种内地罕见的力量进入左翼文学的范畴，在扩充其边界、充实其能量的同时，又由于因应着关内文化的需求而凸显东北生活的原始性，反而逐渐地失去了与其生活浑然一体的状态。这是作为一个群体逐渐消解和弥散于一般左翼的开始。

王富仁著《端木蕻良》（商务印书馆，2018）

读完富仁文稿的傍晚，回到家中赶忙翻箱倒柜地寻找旧信，结果因为多次搬迁，除了富仁的赠书之外，他的信件已不知所终。在翻检过程中，意外找到的竟然是端木蕻良先生来函四通，及一张一九八一年五月六日摄于扬州徐园的合影。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端木先生在照片背后记下了时间和地点，并注明由他的夫人钟耀群女士所摄。借富仁论端木著作出版之际，将端木先生的信件内容公布在这里，对于研究端木蕻良的学者而言，或许还有些史料价值。

一九八一年，我还是一个“大四”的本科生。五月六日傍晚，我拿着本书，走进学校旁边的瘦西湖公园，在寂静无人的徐园停留下来。天色渐渐暗下来，园子里忽然涌进一群人来，靠前走在中间的一位个头不高，戴着眼镜，旁边簇拥着陪客。我仔细看去，认出中间那位正是曹禺先生。在簇拥着的人群后面，有一位长者和他的夫人，与前面的人群保持着距离，徐徐跟进，不时走到一边端详园中建筑的匾额、对联和题签。他们路过我身边的时候，我辨认出他是端木蕻良，便轻声地跟他打招呼。他们俩大约有些意外，停了下来，耀群女士问我怎么知道他是端木的。我说是从照片上看到的。她拿出相机让我和端木先生站在一起，拍了一张照片，闲聊了几句之后，他们便随着人群走出徐园了。

端木蕻良与作者的合影（1981年）

隔一日，端木先生应邀到扬州师院来做报告。我也挤在听众之中，从台下看着他走到讲台边，坐下，声音轻柔，慢慢开始他的演讲。主办者邀请他谈谈正在创作的小说《曹雪芹》，他就此进入话题，但没有说多久，就停住了。我们都注视着他。在沉默中，他突然抽泣起来，几次想重新开始，但无法自控。只记得他断续地说:你们青年人是幸运的，不像我们这一代……接着又是无声的抽泣，身体在颤动。耀群女士上前安慰他，我们不知所措，主持演讲的系主任也被这场景弄蒙了。台下渐渐地有一些窃窃私语和莫名的骚动，系主任这才反应过来，他对着话筒说：端木先生此刻很激动，这两天因为参观和座谈，十分劳累，身体也不是很好，今天演讲到此结束。我随着退场的人群往礼堂外面走，却不想系主任来到我身边说，端木先生想跟你谈话，你留下来。我随着他步行至休息室，见端木先生已经平静下来，他看到我，笑着打招呼，好像认识很久的样子。

端木蕻良寄给作者的短柬（1981年）和回信（1982年）

将近三个月后，我收到了他于八月三十一日寄来的短柬和一张放大的照片。短柬中说：“收到你的信，很高兴，徐园相遇，留下愉快的印象。回来后，忙得不行，相片现在才由耀群放大，将我们合影寄上，留作纪念。你们真正像朝阳一样，升起在祖国的大地上，未来是属于你们的，望你努力进步！”他的第二封信末署着一九八二年二月四日，内容是回复我的邮件。那时我刚刚本科毕业，通过了本校研究生考试，即将跟随章石承先生和曾华鹏、李关元老师攻读现代文学硕士学位，并以鲁迅为研究方向。他回信说：“收到信，知您在研究近代文学中，选定鲁迅先生为重点。这太好了。我认为唐弢在这方面还是有成绩的，当然还有其他同志，恕不一一列举，你知道的比我会更清楚。另外，我认为许杰你应该和他联系，特别是在二十年代的，他对当时的时代风貌知道得比较清楚，而且不受偏见左右的。但这方面我并没有和他交换过意见，只是直觉罢！你须要我作点什么，我当尽力不辞。我知道很少，又加赶制曹稿‘中’卷，真有力不从心之感，我当尽力而为！”或许就是因为受端木先生来信鼓励之故，我将“大四”时期写成的《论鲁迅小说〈孤独者〉》誊抄后寄给他，因此也就有了他的两封较长的回信。这里照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