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反过来在中国隐瞒收入和资产的外国人，为数并不多。在因此参与全球税收征管互助，形式上是相互的、平等的，在实质上，对中国特别有益。

例如C国的金融机构识别出在C国持有但属于B国的税务居民（也即应当向B国纳税的纳税义务人）的金融资产，属于F国的税务居民的金融资产，等等，这些涉税信息将按照CRS格式自动的、无需提供理由的汇总上报到C国税务主管当局（对中国，就是中国国税总局）；C国税务主管当局将把B国的税务居民的涉税情报交给B国税务主管当局，把F国的税务居民的涉税情报交给F国税务主管当局；同时也会对等的从B国税务主管当局、F国税务主管当局那里收到位于B国、F国的C国税务居民的涉税情报，之后，C国税务主管当局把收到的情报与本国存档的纳税申报数据对比，就可以发现是否存在漏避税。

CRS不仅仅只在中国实施，包括中国在内的101个国家和地区都已承诺加入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实施CRS情报交换。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有“避税天堂”之称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百慕大等地区，也已加入。

中国居民转移财产到境外，在境外拥有金融资产，也会被同样实施CRS的国家的金融机构视为非居民金融账户，其账户信息也将会被收集上报，在未来，这些涉税情报，将透过CRS交换回中国税务局。

这意味着，最终实现我国对“跑路”到世界各国（地区）的中国资本和税源，实施有效追查。进而延伸产生终极追溯：金融资产出入境是否合规？收入是否合理纳税？收入是否合规合法？这些都将逐步被拨开迷雾，暴露在阳光之下！

CRS落地是五年来奋斗结成的丰硕果实

自2013年习总书记在G20高峰会议上强调中国支持加强多边反避税合作，愿为健全国际税收治理机制尽一份力。在多边税收征管合作会议上提出要求，在国际税收协作上面，中国一定要从规则的参与者，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引领者以来。

中国大力参与完善全球税收治理，参与对已运行上百年的国际税收治理体系进行重塑。其核心是在G20及OECD倡议实施国际反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中，中国成为了BEPS多边协议工作组第一副主席国，中国主导提出的“利润应在经济活动发生地和价值创造地征税”成为了国际税收合作的指导原则，为维护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利益和促进各项成果的顺利完成作出重要贡献。】

2016年8月25日，巴拿马外交副部长Luis Miguel Hincapi（右）与日本大使磯部洋明（左）签署CRS税收信息交换协议（图片来源：东方IC）

CRS涉税情报自动交换机制，作为BEPS行动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除了加入《涉税情报自动交换多边协定》，并相应建立CRS之外，中国还加入了《转让定价国别报告多边协议》，通过定期自动交换国别报告，共同打击跨国大公司利用进出口、资产折价买卖等领域中转移利润偷逃税金的行动。同时，还参与BEPS行动计划所推动的各国解决税制错配行动，中国与106个国家先后建立了双边税收协定，应用BEPS成果，强化和统一了税收规则，使得互相之间为跨境投资创造了确定、有利的税收法律环境。

中国参与的BEPS行动计划，无论是CRS涉税情报交换协议，还是多边征管互助公约，还是转让定价国别报告，由于各国输入、输出国际资本的水平不同，征管能力也不同，参与国际税收信息交换的频率、信息采集成本、信息使用需求和实际效益都存在不同，信息交换形式上是相互的、平等的，但实际上产生的成本和收益是不对等的。

由于中国长期是资本灰色出逃国，BEPS行动计划的落实，最终会实现我国对“跑路”到世界各国（地区）的中国资本和税源，实施有效追查的能力。

在某些地方，可能由于历史原因，一些“绿卡族”、“假洋鬼子”在中国国内的资产和收入，将面临外国税务部门的追补税要求，但长期来看是会逐渐平衡，并且对中国也是有益的。

更进一步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确立以来，中国对外投资日益增长，国际税收征管合作中，投资流入地国家会承担更多的成本和义务，而中国作为投资国则分享更多的收益。

因此，在国际税收征管合作中，中国已经行动起来，不仅在国内实施CRS标准报告调查的落地，还向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在内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派驻税务官员，维护中国权益，帮助指导对方国改善税收服务，创造公平的国际税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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