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该院看来，被诉的《投资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如今双方均请求或同意解除协议，该院对解除协议予以支持。古田爱乐公司有权依照《合同法》第97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对于此前3.02亿元的评估结果，福州中院予以支持。同时，因为古田县政府单方违约，亦未履行相应赔偿义务，客观上导致古田爱乐公司存在实际的资金占用损失。因此，考虑到公平原则，该院判决古田县政府同时赔偿其相应利息。

利息以3.02亿元为基数，从双方2018年3月6日签订《备忘录》同意协商收回涉案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之日起计算。

王令律师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们觉得该赔偿不合理，原因之一是，双方商定项目按照市场价值评估，后来，古田县政府在给评估机构发函时，提出估价应在设定该项目未预售、未欠付工程款等前提下进行。

照这样计算，购房户及工程款的相关违约金由谁承担，自然也被搁置下来。

爱乐公司不认可这样的算法。王令说，购房者希望交房，如不能实现，不少人希望按照同期其他房屋的上涨幅度进行赔偿。这无疑是不小的数目。

福州中院最终认为，由于县政府的原因致使被诉协议被解除，导致古田爱乐公司后续相关的项目合同、施工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等无法履行，必然会产生购房户及拖欠工程款的违约损失，这些责任不应归咎于古田爱乐公司。

该院同时认为，该公司如与购房户产生商品房买卖纠纷，应按照买卖合同的有关约定解决争议，该笔购房款不属于行政赔偿的审理范围；相关公司3840万元的工程索赔款，目前无法确定系实际发生的损失数额，故法院对两项请求不予支持，但是，若购房户、工程款的违约赔偿损失实际发生之后，爱乐公司可另行向古田县政府主张权利。

该院解释，前述评估结果的设定前提是在未预售、未欠付工程款、无其他债权债务的条件下作出的，而事实上，古田爱乐公司已出售（含认购）住宅房屋59套，并欠付泉州市三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和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款，因此，“上述评估价格并不包含造成购房户和拖欠工程款的违约赔偿损失”。

这意味着，对于爱乐公司而言，官司还没有结束。王令说，后续还涉及不少问题，如，59名业主拿不到房，他们将来极可能会找开发商索赔；同时，相关公司也提出了工程款的巨额索赔，各项支出若加起来，3亿元还不够。

王令表示，该公司遭解约后损失严重，为了尽快挽回损失，目前没有上诉的打算。

学者建议政府应将当事人损失最小化

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学教授解志勇表示，在类似案件中，3亿元已是相当高的赔偿数额。据其观察，近年来地方政府常出现单方违约的情况，既损伤政府的公信力以及形象，也让政府难以成为公民诚实守信的模范。

解志勇分析，政府单方违约现象常有三个原因：一是有的地方政府的确是出于公共利益考量；二是个别官员通过政府单方违约来实现个人利益；三是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比如，近几年土地价格不断上升，有的政府会违约收回此前转让价格较低的土地，重新以高价转让。

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学教授郎佩娟表示，从中国人的传统而言，公民是信任政府的，这其中存在信赖保护原则，如果开发商按照合同履约，政府却单方变更或解除合同，必然造成企业利益的损失。

郎佩娟建议，若政府确实出于公共利益需要变更或解除合同，必须考虑到企业各方面的利益，把当事人或企业的损失降到最小化。当然，既然地方政府提出违约原因是由于公共利益，就必须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确实如此。

“如果不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那么从正常的思维和理性来看，政府违约这一行为是极不妥当的。”郎佩娟说。

解志勇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学界对于“公共利益”的争议一直较大，有时这是个比较模糊的灰色地带，“一些地方政府把‘公共利益’作为借口，借以解除与企业与个人签订的合同。”

“要杜绝政府单方违约这一做法，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合同中涉及的相关责任明确地落到地方政府官员身上，并设立非常严格的规定。”解志勇认为，当法院认定违约行为存在违法等情形时，应对相关官员进行问责，若对国家及政府公信力造成重大损害的，或应承担刑事责任。

郎佩娟提出，若想减少政府单方违约的出现，最重要的就是在签署合同之前，对合同进行仔细深入的研判，做好调研等准备工作，比如合同内容是否合法、事项是否在政府职责范围内、是否进行了平等协商、是否充分考虑了公共利益等。

与此同时，政府应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严守契约精神，严格履行义务。郎佩娟表示，有了这些制度约束，再加上政府遵纪守法的自我约束、外部法律约束，有望减少部分地方政府单方违约行为。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景烁 卢义杰 实习生 乔永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