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们并不缺乏重要的女权主义斗争，也达成过不小的成就，比如北爱尔兰废除禁止妇女堕胎的“第八号修正案”运动，以及卡罗琳·克利亚多·佩雷兹反对英镑头像中没有女性的运动。但当下流行的诸如“日常性别歧视”（Everyday Sexism)、“#Me Too”这样的运动就只是建立起一个模糊的概念，我们面对着性别歧视现象和性骚扰问题，并没有协力创造出一个解决办法。当前的女性主义反乌托邦文学也大多走进了这样的死胡同。我们知道哪些事情是错的，但一旦面对如何纠正的问题，就只能僵持不前。

很多地方都显露出了这种趋势。塞奇威克在《生长季节》（The Growing Season）中叩问，人造子宫能不能把女性从当前的性别角色中彻底解放出来，还是说这种技术只能让她们在男性的强权下更易受伤害？当生殖过程被外包、脱离女性身体时，女人身上不再贴着“照顾者”的标签，这时候一个男性前台接待的地位和女性经理相同，同样无足轻重。但男性暴力还在延续。体外的子宫让他们有了一个新的目标。“我们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施虐方式，让男人对女人拥有绝对的统治权”，书中“育儿袋”的女权主义发明者悲痛哀叹。但随着小说中阴谋和恐怖的阴云慢慢聚拢，不管是体内还是体外妊娠都被确立为有效的选择，尽管其中有几分欺骗意义，前面那些宏大的想法也开始让步（书中还表示，空洞的“选择”也和模糊的女权主义目标一样，塞奇威克必须想办法祛除这种靠不住的表面稳定，才能更加令人信服）。

《使女的故事》第二季剧照，图片来自：George Kraychyk/Hulu

达尔彻在小说《声音》中猛烈抨击道，女性社会化的过程不过是一种驯化，让她们对暴力更加习以为常。女主角珍（Jean）眼看着自己五岁的女儿变得乖巧伶俐，迅速学会要保持静默，自己心生恐惧。与詹姆斯的《五十度飞》（注：一部2018年上映的美国情色爱情电影，由詹姆斯·佛利执导，根据EL·詹姆斯同名小说改编）如出一辙，珍击垮了父权制社会，和一个性感的意大利语言学家逃离苦海，小说达到了高潮。这勉强称得上是一场胜仗，但对于作者达尔彻提出的问题——关于语言、关于权力和许可——一直都没有找到回答。

在厄德里克的《活神的未来之家》里，叙述者锡达迅速从想要夺走她的孩子、控制其身体的当权者手中逃走，然而这只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美国印第安人承受着生育胁迫，她们要么被逼绝育，要么孩子被抢走（作者厄德里克和主人公锡达一样，都来自奥杰布瓦部落）。面对这种情况，作家们不可能写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使女的故事》既没有撒谎，给女主角带来一场拯救，也避免了折磨的悲惨命运。小说就这么戛然而止。《活神的未来之家》继续向前推进，陷入了一片令人麻木的惨淡无望中。助产士们用地下铁道来保护锡达，但最终失败了，故事以婴儿被夺走告终。“我在房间里等待着下一次怀孕的时候，”她为这个永远也不会与她见面的孩子写到，“我亲爱的，在地球上飘下最后一片雪花的时候，你会在哪呢？”

这样的结局给了人重重一击，但它事实上是浸泡在女性的痛苦之中的。厄德里克避开了这个陷阱，但一些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并没有。在露易丝·奥尼尔的《永远属于你的》中，人们像培养夏娃一样小心翼翼地培养年轻女孩，给她们注入女性的柔弱气质，希求她们以后成为统治集团中的男性的模范妻子。那些没能成功的女孩则被推下女子等级金字塔，落到最低端，最终被送到“地下”了结生命。书中有一段文字令人痛心，感同身受。女主角弗里达（Freida）因违反规定而接受惩罚，她被反锁在自己的房间里，房间的墙壁都是显示屏，在国家电视台上滚动播出着她的耻辱。

青春期女孩厌恶自己，而这种情绪被社交媒体放大，这个场景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但是反映现实并不意味着对它的批评。小说读到这里，书中对体重和面容的关注，让年轻女性更加焦虑了，却没有帮助她们揭穿美丽神话的谎言。最终，弗里达带着一种近乎性欲的激情，在“地下”接受了自己的宿命：“针扎过我的皮肤，沉浸下去。体内的液体对我的鲜血低语，忘记吧，忘记吧……我准备好失去知觉了，直到永远。”回应阿特伍德的观点，女权主义虽不是建立女性的理想化形象，但也不是简单地再现女性。然而，在一种靠自我毁灭来寻求安慰的“女权主义”的语境下，以上两种选择也许更加可取。

如果说真正的女权主义反乌托邦小说必须忠实地刻画女性的斗争反抗，而不是以耸人听闻的手法渲染她们的痛苦并引起轰动，以戏剧化的政治分析来防止文章落入沉闷乏味或是空喊口号的陷阱，这样的书是不可能存在的。阿特伍德对“女权主义”标签保持警惕，原因之一就是对于女性作家，人们总是有更高的标准——她们必定是达不到这项标准的，因为其目的本身就是为了保证，女性永远做得不够好。

但也有些小说能理解女性受到的压迫，认识到了女人屈从的地位，也富有想象力，能够预见最坏的可能性是怎样一番光景，同时还抱有希望，最终我们的结局会迎来一点亮光。换句话来说，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也还是要有一点乌托邦的成分的。在《红钟》中，恐怖的“粉红高墙”（这一场景和没有护照的爱尔兰女性和一些美国保守地区不能独自进行洲际旅行的女性的处境或多或少有相似之处）和不断向前推进的女性抵抗运动交织在一起，祖玛笔下的角色也逐渐学着互相寻求帮助。这些联系不仅沟通了不同的女性个体，还连接了历史和时间：“上千年的发展中，在历史黑暗的皱褶里，女人们调整自己，相互帮助”。

《水疗》中同样也体现了女人之间的姐妹情感和互相扶持，尽管它有些叫人不安——书中的女性角色最终协力杀死了一个男人，来保护她们封闭的世界。她们把他的尸体放在沙滩上，对外来入侵者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这里没有你们的位置”，也就因此保护了尚未发展完全的乌托邦。《琼之书》采用环形叙事时间线。故事的讲述者分别是克里斯汀和她的对手让·德·曼（Jean de Men），两人穿越时空，重新造访了历史上原初女权主义者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和一个高度厌女症作家、《玫瑰传奇》（The Romance of the Rose）的作者让·德·曼。很难说这本书能给读者多少进步主义启发：当历史本身就在崩塌的时候，我们又如何进步呢？但书中不乏希望。它表明，对政治物质性的认可正在回归，不再依赖剥削我们生存的星球或是人们的身体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了。“身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琼说，这个年轻的反叛女孩带领着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幸存者，组成了一只军队。“它的疆土和地球一样广阔。”

在奥克塔维亚·巴特勒（Octavia Butler）著于1993年的《撒种的比喻》（Parable of the Sower）中，在不久的将来，地球会变得高温难耐、资源短缺，女人成了另一种被肆意剥削的资源。小说的女主角劳伦带领着一队离散的人马艰难跋涉，跨过环境恶劣的荒野，梦想着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地球之种”的信念既是一种宗教，也是一个星际殖民计划。“除死亡之外的终极人类改变……如果我们不仅仅想做个皮肤光滑的恐龙的话，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东西”。然而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依然没有女性的容身之地，女权主义需要对更好的将来抱有梦想。一味地反复揭自己的伤疤，并不能带我们前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