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澳大利亚学者乔治·希克斯所著的《慰安妇》一书记载，被抓来当“慰安妇”的少女饱受凌辱，有的甚至每天要遭受几十人轮奸，数以万计的女性就这样被凌虐致死。如今这场惨剧已过去半个世纪，但直到今天，在调查“海乃家”的拆迁时，我们仍不时会听到这样的表达。

弄堂居民：是妓女啊，“慰安妇”就是妓女啊。

上海市虹口区文物遗址史料馆馆长何瑛：据说是一个日本人到中国来开了这样一个妓院。你在学校里面放了这样一幢房子在那里面，那你对学生，你到底是要起到一个什么教育作用。

看来，一座慰安所的去与留，不仅关乎着历史和现在，也关乎着孩子和未来。它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将“慰安妇”受害者称为“妓女”，将“慰安所”称为妓院，是对战争性奴役制度的极大曲解。但令人难以忽视的是，这种对性暴力受害者的曲解并不罕见。它使侥幸活下来的幸存者，在余生中也继续遭受漫长的羞辱和折磨。

韦绍兰：（月经）刚刚干净，就被日本鬼子抓去了。拿去那房被强奸的啊。就这样怀上孩子了。

罗善学：1945年我出生，（现在我）68岁，想结婚没有办法，谈了六个妹子，都没成事，“嫁什么人不好，嫁日本人，这个名誉好听吗？”人家讲。

这部讲述“慰安妇”受害幸存者韦绍兰大娘和她儿子故事的纪录片，是八零后导演郭柯的作品。影片用了一个特别的数字命名，《三十二》。

郭柯：2012年的7月份，在我准备拍这个的时候，我问了苏教授，我说现在这些老人还剩多少，他说32。我也没多想，这个片子就叫《三十二》。

记者：我们在战争期间遭受过日军性奴役的一共是？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我们推测有20万以上的受害者。

32，其实指的并不是受害幸存者的全部数量，只是当时尚在世的，且经过苏智良教授等研究者调查确认的老人们。和其他曾遭受战争伤害的人们比起来，“慰安妇”受害者即使幸存，也往往选择保持沉默，甚至隐姓埋名远走他乡。逼迫她们做出这种选择的，不仅是内心的屈辱，更有外界的羞辱。

学生：不是很光彩的，还是不要特别了解比较好。

记者：你提到不太光彩，会觉得可能比如说，如果一个是抗战英雄……

学生：那可以。

记者：如果是个抗日烈士的。

学生：主要是这个题材。

记者：会觉得“慰安妇”它涉及到性侵犯这种。

学生：对，学生还是不应该知道太多。

孩子们会对于女性遭受的性暴力产生耻感，并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即使在今天，性侵受害者在面对大众时，都时常需要做好被羞辱的准备，遭遇各种苛责和质疑。在这样普遍的、对被性侵者进行二次伤害的语境下，我们或许很难奢望孩子们凭空产生对战争性暴力受害者的同情和怜悯。

学生：只要知道这个事情就可以了，你要是非把它拍成一个影像资料让我们去看的话，好像有一点点过分。

学生：就是说，在这种没有成年的情况下浏览这种东西，对性格或者是心理上会造成一些影响。

而这些听上去像是混淆了“战争性暴力”和“淫秽色情”两个概念的印象。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女权主义学者宋少鹏曾检索研究国内媒体对“慰安妇”的报道，发现“慰安妇”在大多时候，只是作为民族压迫的符号出现，但其个人经历和感受却鲜少被记忆和挖掘。对于面目模糊的受害者，人们往往更不容易生出感情，甚至有可能将受害者与性暴力本身混为一体，觉得肮脏，希望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