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认为，相对于发达富裕国家，协议草案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上对贫穷和发展中国家施加了太多的压力。

中国代表团第一副团长、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说：“我们需要一个利马共识，但目前的情况是，我们陷入僵局。”

刘振民说，文本草案“比昨天有所改进，但仍需要进一步修改，仍然很不平衡”。中方认为目前的案文没有充分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美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斯特恩强调，时间不多了。

本次会议原定于周五（12日）当地时间下午六时结束，但直到周六中午，僵局仍未打破。

美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斯特恩敦促与会的各方接受一个妥协文本，表示如果利马谈判失败，将是一个“重大挫折”，将威胁到明年的巴黎气候峰会，乃至对通过联合国框架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质疑。

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为室气体排放国，二者之间的冲突意味着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做出的承诺未能促成新的共识。

奥巴马在上月赴北京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承诺美国到2025年将比2005年减排26%-28%的温室气体，中国则将气体排放高峰定在“2030年左右”。这是中国第一次为气体排放订立具体日期。

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文本草案对富国在2020年前筹集1000亿美元应对气候变化的约束力太弱，此外，也对气候变化造成的灾难补偿机制也缺乏规定。

欧盟、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则说，他们可以接受一个折中的方案，列出到明年12月巴黎气候峰会前各国应该采取的措施。

欧盟代表团在会后发表声明称，联合国气候变化利马会议的成果值得欢迎，这使得各国通往明年在巴黎达成新的全球气候协议又前进了一步。

欧盟预计，在接下来数月内，随着各国将逐步提交减排目标，利马气候行动倡议将要求各国以清晰、透明和可理解的方式描述各自减排目标。欧盟认为，这将有助于各国量化各自的减排目标。

利马气候大会欧盟代表团团长、意大利环境部长加雷蒂(Gian Luca Galletti)表示，本届大会用了许多个昼夜来寻求妥协，尽管这是一场艰苦的谈判，但“利马气候大会的成果为接下来的谈判提供了坚实基础”。

难题留给巴黎

拟议中的巴黎协议，将是2020年后唯一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议，也将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新的核心。利马气候大会从一开始就肩负着为明年巴黎大会“铺路”的重要使命，被看作多边气候谈判的重要节点。

利马大会使各国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差距进一步缩小，形成的最终决议文本简单明了，5页正文加上一份附件，与前几次大会动辄数十页形成鲜明对比。这对巴黎大会无疑是个好消息。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一直诉求的资金问题也获得一定进展。在出现新的捐资承诺后，绿色气候基金获得的捐资承诺已超过100亿美元。尽管这个数字距离气候资金在2020年达到1000亿美元的目标似乎还很遥远，并且如何实现这笔捐助承诺的路线图也不清晰，但它毕竟是一个积极信号。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说，这笔资金将增进各方信任，而且是减排行动和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能力的一笔“首付款”。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亲自到利马督战，依然无补于事。

但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围绕气候谈判主要议题的实质性争议并未得到解决。

首先，最终决议文本一再被弱化。决议中关于巴黎协议的核心议题——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的表述比较模糊；在发展中国家诉求最强烈的资金问题上，发达国家的表现依然令人失望。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主张，按2011年德班大会的要求，巴黎协议应包括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多个要素，而发达国家始终侧重减缓，并试图弱化其他要素。

解振华会后直言，希望利马大会决议能在实际执行中真正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包含应对气候变化的各个要素，并希望发达国家真正兑现承诺，履行公约责任，在减排、提供资金技术和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能力方面做更多工作。

其次，各方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如何体现在巴黎协议中还存在较大争议。在减排问题上，发展中国家所坚持的这三项原则继续受到发达国家挑战。一些发达国家企图曲解这些原则的含义，为了推诿自己的历史责任而宣扬无差别责任，试图让发展中国家承担超出自身能力和发展阶段的责任。

一些气候问题专家认为，如何在即将制定的巴黎协议中与时俱进地反映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将是未来谈判中最棘手的问题。

与之相比，中国在本次大会上的表现受到各方赞誉。从会前开始，中国就一直与77国集团及“基础四国”其他成员保持密切沟通，致力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推动南南合作机制。

谈到对明年巴黎大会的预期，解振华说：“巴黎协议能做到让‘大家都不满意但都能接受’，可能就是最好的结果。”

利马气候变化大会会场外的示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