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莉觉得，随着生源减少，第一批倒下的会是自己所在的普惠性民办园。

中国目前幼儿园主要有三类：公办园、普惠性民办园和非普惠性民办园。普惠性民办园的概念2010年就已提出。当年，国务院发布了对学前教育行业影响深远的《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即“国十条”），提出要积极扶持“面向大众、收费较低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从2017年起，在80％的普惠率指标要求下，大量民办园主动或被动“转普”。

普惠性民办园，意味着性质虽属民办，但收费却是普惠性质。例如在北京，多数普惠性民办园生均每月保教费为750元，与同级别公办园收费一致；青岛规定普惠性民办园保教费最高不得超过同级公办园收费的两倍。相应地，政府会予以生均补贴和房租减免，比如北京的补贴为生均1000元/月。

对普惠性民办园，王海英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形容：“民办与普惠组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极具内在张力感与矛盾性的概念。”生育率下降背景下，这种张力被进一步放大。采访中，多位幼儿园园长反映，即使在“补贴天花板”的北京，大多普惠民办园仍入不敷出，生均不足2000元/月的保教费和补贴就是幼儿园的全部收入，其中70％以上要支付教职工工资。为尽可能节约成本，幼儿园想了各种办法：将配班老师换成实习生、取消原有的特色课程、减少玩具开支等。

北京朝阳区一所普惠性民办园园长姜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转普”前，她所在幼儿园以前每月生均收费接近7000元，当时，有的老师每年工资能涨1000元，现在涨薪“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由于工资低，招聘变得更加困难，现在普惠性民办园新招老师多是外地大专大本生，师资质量下降，且流动性很大。

夏婧分析，当生源变得稀缺，普惠性民办园质量下降，会进一步增加招生困难，形成恶性循环。

她推测，第一批倒下的幼儿园可能是那些在政府要求下匆忙“转普”，但同时受政策影响较大的普惠性民办园，以及一部分教育质量不高、区域设置不合理的营利性民办园。这些首当其冲的普惠性民办园中，最先倒下的是一个个单体园，背靠集团的幼儿园相对抗风险能力会更强一些。

“其实首轮幼儿园的关停潮已经到来了。”夏婧强调。她说，今年“应该是最好的一年”，以后会越来越困难。在幼儿园园长群里，从去年起就经常看到有幼儿园在转让一批桌椅板凳。很多园长还在挣扎，但趋势已不可逆转。另外，随着人口未来不断向城市集中，情况最危急的幼儿园还不在北京、上海、济南这些一二线城市，而是集中在四五线城市。

在香港，出生率下跌已引发了一轮幼儿园关停潮和裁员潮。特区政府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香港出生人数仅为3.25万，死亡人数却达到6.21万，自2021年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后，香港出生率进一步创下新低。与此同时，香港教育工作者联合会（简称“教联会”）2022年5月调研了235所幼儿园后发现，平均每所幼儿园流失学生数约占全校人数13％~27％。超过70％的幼儿园出现财政困难，10％的幼儿园称明后两年内可能停办。到了12月，教联会再度调查发现，超过五成的幼儿园明确表示会裁减教师。截至2022年10月，香港已有20所幼儿园关闭。

王莉已做好了未来3~5年可能要裁员的准备。在她看来，普惠性民办园的补贴模式不可持续，最终要自力更生。面对越来越少的孩子，要想突围，唯一的出路是面向市场，提供特色课程和更加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她希望政策未来能至少“开个口子”。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副教授柳倩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普惠性民办园的诞生，是在全国面临普遍性“入园难、入园贵”的背景下，通过引入社会力量来填补公办园普惠学位的不足，但随着出生率下降，学前教育格局也要动态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进一步理顺。

多位幼儿园园长指出，未来，幼儿园的大盘可能进一步分化，公办和民办的角色和定位会更加明确，公办“托底”，民办提供差异化服务，现在“卡在中间”的普惠性民办园会逐渐向两头演变。

幼托一体化的现在与未来

当下，更多面临生源危机的幼儿园想到的可行解决方案：办托班。

去年9月，王莉的幼儿园比往年少招了30人，空出来的一间教室，她决定用更小的孩子填满，于是新开了一个托班：主要招收2岁半~3岁的孩子。今年，如果招生人数进一步下降，王莉打算开更多托班，并考虑向更小年龄段延伸。托班收费不受政府指导价限制，每人每月是2700元，这笔“额外收入”就成了幼儿园当下的救命稻草。

在北京，多家受访幼儿园都称今年有办托班的计划。从全国近两年的情况看，生源减少后，幼儿园办托班自救是一种普遍做法。柳倩指出，上海幼儿园整体还没看到明显的招生难现象，因为上海政府很早就提倡幼儿园办托班，所以在市中心的一些地区，近几年由于产业、企业外迁而造成人口流向郊区，部分幼儿园发现小班招生不足后，立刻用托班填满，“于是现在都活得很好，其实上海本地托班的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

上海市教委的数据显示，到2022年底，已有超过50％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其中超过一半为公办园。全国大部分地区如北京、安徽、山东等地则从2022年开始探索幼托一体化试点。

“所以我觉得幼儿园未来不会在短期内大面积地坍塌，而是会渐进式萎缩。”王海英分析。她认为，未来幼儿园为了生存，办托班现象一定会非常普遍。在南京，目前很多普惠性民办园都在不断拓展托班，从一个班、两个班到三个班。随着3~6岁生源的不断减少，多出来的班额可能会先让给2~3岁，最终过渡到0~3岁，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到最后，普惠性民办园可能慢慢全转向0~3岁，公办园仍以3~6岁为主”。

柳倩指出，从新加坡等国的经验来看，如果幼儿园招生“向下延伸”做得比较好，中国未来不一定会出现大面积的幼儿园关停潮。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延伸，不仅是延伸到0~3岁，更重要是服务的延伸，比如延长孩子在园时间，接送时间和家长的工作无缝衔接，这些跟进措施如果做得好，家长的不同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幼儿园就还有很大的生存空间。

新加坡的生育率在 1960 年代初开始下降，在 1975 年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为了刺激生育，新加坡在近十几年来增设了大量托儿中心，招收对象是18个月~6岁间的所有年龄段儿童。新加坡教育部数据显示，2007~2017年十年间，新加坡托儿中心数量增加了一倍多，从 62911所增加到了143400余所，反之，幼儿园招生人数锐减，新加坡父母更倾向让孩子进入提供全日制服务的托儿中心。

夏婧2021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国际比较视野下如何创造生育福利”的文章指出，影响我国女性生育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高质量的儿童早期照料服务供给不足，尤其是0～3岁托育服务仍然短缺，托育机构收费较高的现象存在，使大量适龄女性“生不起”“不敢生”。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已将“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目标是到2025年，实现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国家卫健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每千人口托位数为2.03个，和2025目标还有不小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