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扩张和生育率下降的双重背景下，中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对育儿分工有何影响？

12月22日，微信公号“妇女研究论丛”刊发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许琪的文章。研究发现，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有助于降低家务分工的性别不平等，但是对育儿分工的性别不平等却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学习辅导这一维度。文章提出，只有不断降低受教育程度较高女性的育儿负担，生育政策的调整才能真正落到实地。

这篇文章在回顾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家务分工和育儿分工的异同，并基于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研究了女性受教育程度对不同维度家务分工和育儿分工的不同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城市和农村、一孩和多孩以及不同年龄子女之间的差异性。

研究发现，女性受教育水平有助于降低家务分工的性别不平等，但是对育儿分工的性别平等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文章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育儿和家务是两种不完全相同的无酬劳动。虽然二者都主要由女性承担，但家务劳动通常很枯燥乏味，而育儿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父母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此外，育儿的质量关系着子女的成长与发展，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受父母期望的影响。由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的期待越高，也越可能接受精细化育儿的理念，这导致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在育儿方面的投入反而更大。因而，与家务分工的情况完全不同，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反而会加剧育儿分工的性别不平等。

其次，除了女性受教育水平的不同影响之外，家务分工和育儿分工的差异还表现在性别意识理论的解释力上。分析结果显示，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越开放，家务分工越平等，且城镇女性和年轻女性中家务分工也比农村女性和年长女性平等，这些发现都有力地支持了性别意识理论。但是，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城乡属性对育儿分工都没有显著影响；在年龄方面，反而是观念较为开放的年轻女性的育儿分工表现出更大程度的不平等。这些结果都与性别意识理论产生了矛盾。由此可见，家务分工较少受到女性性别意识的影响。文章认为，这不是因为性别意识对育儿不重要，而是在“密集母职”的背景下，女性对育儿质量的强调已经超过了性别本身。正如一些国外研究所发现的，母亲虽然很希望父亲能帮助分担育儿责任，但是出于对父亲育儿质量的担忧，她们宁愿亲力亲为，对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来说更是如此。由此可见，育儿在本质上是以子女为中心的，或者说是以子女能得到高质量养育为根本目标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性别平等只能退居其次，这与家务分工中的情况截然不同。

“日常照料和学习辅导这两类育儿活动之间的差异很大。”文章还提到，虽然日常照料也包含父母对子女的关爱和期待，但它在性质上更接近家务劳动，其影响因素也与家务劳动更为相似。例如，研究发现，女性性别角色观念对照料分工具有显著影响，且祖辈的参与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照料分工的性别不平等。但是，性别角色观念对学习辅导却没有解释力，祖辈参与的影响也较弱。此外，更加重要的是，研究发现女性受教育水平对照料分工没有影响，但是对学习辅导方面的性别不平等却有非常显著的加剧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学习辅导方面的育儿投入主要受父母教育期望的影响。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的期望也越高，也越有能力辅导子女的学习，这导致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在学习辅导方面投入更多。

分城乡、子女数量和年龄的研究发现，女性受教育水平对育儿分工的影响在农村、多孩家庭和子女年龄较大时表现得更加突出。这些结果反映出不同女性在育儿观念和育儿方式上的差异性。具体来说，文章认为，在城市、只生一个孩子或子女年龄较小时，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女性在育儿投入方面的差异较小，因而女性教育对育儿分工(特别是学习辅导)的影响较小。但是在农村、生育多个子女或子女年龄较大时，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女性在育儿方面的差异就会凸显出来。

文章总结道，上述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女性的育儿负担，以及她们在进行二孩甚至三孩生育决策时所面临的困境。总体来说，农村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育儿投入最低，育儿分工中的性别不平等程度也最低，所以在生育政策放开之后，她们也是最可能生育二孩和三孩的人群。但是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来说，无论她们在农村还是城市，育儿负担都很重。这一方面是因为她们即便在生育多个子女的情况下，也不愿意降低育儿标准；另一方面，她们的育儿投入不会因为子女年龄的增长而有特别明显的下降。由此可见，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来说，每一次生育都意味着一段艰巨且漫长的养育过程，这可能是导致她们的生育意愿始终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女性的受教育程度空前提高，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进入婚育年龄，这对中国应对持续走低的生育率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作者看来，在教育扩张的背景下，必须加强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育儿分工状况的研究。在研究时，不仅要充分考虑育儿分工和家务分工之间的差异，而且要考虑到不同育儿活动之间的差异。由于在当代中国，父母在学习辅导方面的育儿投入对育儿分工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也需要对之给予特别关注。总而言之，只有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不断降低高教育水平女性的育儿负担，努力推动育儿分工中的性别平等，生育政策的调整才能真正落到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