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人口的减少，受到自然环境、地理环境、人口生育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东北在我们国家处于高纬度地区，冬季相对漫长且寒冷，一些东北人口向比较温暖的南方迁移流动，这也是全球许多国家人口迁移流动的趋势性特征，欧洲、美国都有这种现象。此外，受生育观念、生育行为等因素的影响，东北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还要看到东北地区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的攻坚期，沿海一些经济发达省市多样化的发展机会和就业前景，对其他地区包括东北地区的人口有较大的吸引力。

同时应当看到，当前东北经济发展的韧性仍在，潜力很大。这里有一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东北地区在科技人才、现代农业、装备制造、交通设施等方面基础都是比较好的。东北地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有1650万人，粮食产量占了全国1/5还要多。东北拥有鞍钢、沈飞、一汽、哈电等一批国家骨干企业，这些年又新成长起来一批新兴的高技术企业，东北地区实现振兴发展具备很多有利条件。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东北振兴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实现人才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为东北地区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创新营造良好环境，新一轮振兴计划在着力调整结构的同时，也必将带来人口发展的新变化。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对东北人口问题的研究，积极应对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抓住变化中存在的机遇，来服务东北的经济社会发展。

路透社记者：中国的劳动人口逐步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的深化，对我们长远的经济发展会带来哪些影响？另外，我们可能会采取哪些应对措施，是不是会考虑放开生育政策？

曾玉平：谢谢你的提问。关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刚才宁局长已经作了详细介绍，我就不再重复了。

关于劳动年龄人口的问题，一是从总量上看，七人普与六人普相比，也就是说与2010年相比，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000多万人。但是应该看到，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规模仍然较大，是8.8亿人，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也依然存在，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是从质量上看，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显著提高。这次普查数据显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比2010年提高0.83年。其中，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0.75年，比2010年的9.67年提高了1.08年。同时，劳动年龄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达到了3.85亿人，占比为43.79%，比2010年提高了12.8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比达到了23.61%，也比六人普提高了11.27个百分点。

三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医疗服务体系的覆盖面也在不断扩大，而人口的身体素质也日益改善，人口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保障。

对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现象，应当全面、客观地来看待。一是尽管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但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绝对量依然还是较大。总体上看，我国就业压力依然不小。二是虽然劳动年龄人口逐步减少，但随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将日益提高。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解决岗位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将成为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三是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红利逐步向人才红利转变，人口资源的优势将得到有效发挥，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谢谢。

封面新闻记者：过去十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增长较快，但户籍城镇化率大幅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请问具体原因是什么？从普查结果来看，十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大幅增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对于户籍制度改革有哪些影响？

李晓超：这次普查结果显示，过去十年我国城镇化率确实提高得比较快，刚才吉喆局长介绍提高了14.21个百分点。流动人口增加也比较多，这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有效配置的体现，也是结果。同时也是部分地区和区域包括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增强的结果，这和世界各国发展历程的趋势是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居于世界中等偏上水平，与我国人均GDP处于世界中等偏上水平大体的情况相当。预计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促进城镇化发展各项改革措施的持续推进，城镇化率仍将会保持上升的趋势。

另外，普查数据还进一步显示，在城镇化率提高和流动人口增加的同时，这两个方面还表现出一些特点。

一是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比重仍在提高。2020年，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为3.31亿人，占整个流动人口的比重达到88.12%，比2010年提高了3.85个百分点。其中从乡村流向城镇的人口为2.49亿人，较2010年增加1.06亿人。这十年间增加了1亿人。

二是流向城镇化率较高地区的流动人口比重仍比较高。东部地区吸纳跨省流动人口9181万人，占比达到73.54%，中部地区吸纳955万人，占比是7.65%。西部地区吸纳1880万人，占比15.06%，东北地区吸纳468万人，占比3.75%。

三是省内流动人口增长更快，也就是说近距离的人口流动增长更快。省内流动人口为2.51亿人，比2010年增加1.16亿人，增长85.70%。也就是说，在省内流动的人口这十年增长了85.7%。跨省流动人口为1.25亿人，比2010年增加3896万人，增长45.37%。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在省内流动的人口比跨省流动人口增长快很多。省内流动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比重由2010年的61.15%，提高到66.78%，上升了5.63个百分点，大约2/3的流动人口选择在省内近距离流动。

关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存在差异，首先我们要看到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近十年也在明显提高。截至2020年底，已经顺利实现了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镇落户的目标。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差异主要还是体现在农民工群体，由于受各种保障条件和制度的制约，这部分差异的缓解以至消除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当然部分乡村城镇人口在城镇落户的意愿下降，特别是乡村振兴包括脱贫攻坚取得成就以后，有一部分人还愿意留在乡村，所以乡村户籍人口不愿意离开乡村，这也是影响这种差异的一个原因。

我们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高质量发展，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断向前推进，我国城镇化将会更加科学适度的发展，人口将会更加有序合理流动，形成经济社会和人口流动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红星新闻记者：我的问题是，从普查情况分析，“全面两孩”政策以来，我国育龄妇女生育率和出生人口数量呈现了怎样的变化？当前居民生育意愿不足，是否导致新生儿出生率已经接近了警戒线，这次普查结果会不会成为调整人口政策，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依据？

宁吉喆：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大家比较关心生育问题，这方面通过普查得到了相当多的资料。首先，应当指出“全面两孩”政策取得了积极成效，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人口的生育情况呈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出生人口规模大。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大幅增加，分别超过1800万人和1700万人，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分别多出200多万人和100多万人。2018年以来出生人口的数量有所回落，七人普初步汇总的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这个规模仍然不小。

第二，“二孩”占比高。从生育孩次看，2014-2017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明显上升，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此后虽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40%，由于生育政策调整的因素，全国多出生“二孩”数量达1000多万人。

第三，生育率降低。七人普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从2020年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我们应当认识到，低生育水平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生育水平的高低既受政策因素的影响，也受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在逐步增强。还应该看到，随着各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人口生育观念转变等方面的影响，低生育已经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刚才，你提到的关于生育方面的一些考虑，路透社的记者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释放生育政策的潜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