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问。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我的问题是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本周一港澳办也提到，香港出现了恐怖主义的苗头，前天机场发生暴力事件后，港澳办也做出相关的谴责，说这是近乎恐怖主义的行径，不过这个恐怖主义的定义有不一致的情况，昨天香港高层在记者会上有提到过，机场事故是严重，但是罪行并不构成恐怖主义行为。请问学者、专家们怎么看这个问题？恐怖主义的定义是什么？延伸来看的话，对恐怖分子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惩治措施？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世界政党与政治研究中心秘书长张建。

张建：刚才联合早报记者提的这个问题，是关于当前香港局势中大家很关注的一个议题，为什么呢？这涉及到中央对香港事态的定性和中央立场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首先，我建议记者朋友们去看一下刚出版的新一期美国《时代》周刊，里面有一篇文章，专门讲美国本土恐怖主义。这个文章大体的意思是，现在美国的执法部门和政府官员越来越把美国本土的极端暴力行为视作恐怖主义，而且文章里提出了很多美国政府包括执法部门怎么应对本土的恐怖主义，当然主要是应对极端暴力事件，以及在社会上怎么提出解决方案。

为什么美国会把本土的极端暴力行为视作恐怖主义呢？我觉得媒体记者肯定很关注这个问题，长期跟踪美国的新闻会看到，“9•11”以来，美国长期受到外部的恐怖主义袭击，其实这两年本土的恐怖主义也越来越多，这说明美国越来越把本土的国家安全重要性提到上面来了。实际上美国本土的恐怖主义，很多就是从极端主义、极端的暴力行为演化而来的。

第二，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比如说联合国、欧盟、国际刑警组织，甚至包括西方的牛津词典里面关于恐怖主义是怎么定义的，方方面面的定义，都有一个共性，都把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以暴力、恐吓等不合法行为、破坏行为威胁国家安全、人民安全等作为“恐怖主义”。

去年年底，我作为学者去德国和荷兰做学术交流，跟德国、荷兰的一些官员、学者交流恐怖主义的定义，他们基本上都认同把国内的极端暴力行为视作恐怖主义。我就很奇怪，大家知道，德国、荷兰在欧盟，在世界上是相对非常安全的国家，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看法的转变？实际上就源于最近这几年来德国、荷兰、英国、法国等这些传统西欧国家受到的本土极端暴力行为的损害。

第三，刚才两位老师也都提到了，过去一周，香港发生的极端暴力行为，包括机场事件、用汽油弹袭击警察，这些事件导致了很严重的后果。刚才这位记者也提到了国务院港澳办对恐怖主义的看法。其实如果仔细分析港澳办的用语，其实并没有说现在香港出现的事态是恐怖主义，只是说出现这种苗头，近乎恐怖主义的行为，这个“近乎”或者“苗头”只是形容现在事态的严重性，就是说香港的暴力事件正在向这个过程过渡，如果不采取法治措施去惩治这些行为，遏制这些行为，它可能就会演化成真的恐怖主义行为。

那么怎么样遏制这些具有恐怖主义苗头的极端暴力行为呢？再回到西方一些国家的做法。大家知道，去年法国“黄马甲”运动发生之后，一直持续到现在，法国为了应对“黄马甲”运动，今年4月紧急通过了一个《反暴力示威法》，把蒙面抗议作为一个刑事案件，你如果不摘掉蒙面的工具，就视作一种刑事案件，可以判处一年以上的定罪，在西方来看这已经很严重了。

香港这种暴力发生之后，这几天香港社会方方面面很多人都表态反对暴力。从香港的反映来看，是和国际社会一致的，反对暴力是国际共识。怎么样遏制香港出现的这些极端暴力行为？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香港社会不能容忍这种暴力行为，要批判、批驳这种暴力行为。第二方面，香港执法、司法机构要严正执法、公正执法，处置推动或者进行极端暴力行为的个人或者团体。大家知道，香港的价值观和西方很相似，香港社会方方面面也很推崇西方的价值观。西方价值观除了民主、人权、自由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其实就是法治。美国有句很流行的话，“游行集会使用暴力就失去了宪法赋予你和平示威的权利”。

在座记者都很年轻，大家可能经常看香港的文艺影视作品，关于警察的影视作品里，警察经常会说一句话，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成为亚洲最安全城市的基石，就是法治，因为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这个问题刚才韩教授也提到了。所以我们回归到原初的问题，遏制香港出现的极端暴力行为中的恐怖主义苗头，最根本的还是依靠法治。

最后一句话，依法制暴，就是应对现在香港出现的恐怖主义苗头的根本方式，而且这个方式也是确保香港民众人身安全、确保香港整体利益的关键举措。谢谢你的问题。

香港无线电视记者提问。

香港无线电视记者：请问各位老师，最近我们看到解放军方面也提出了一些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香港的基本法，是可以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还可以把全国性的法律引入到香港。现在看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已经要采取这个决定？如果真的采取这个决定，有些香港人就担忧，解放军一旦进入香港去行动的话，就是对“一国两制”很大的破坏，可能会令香港的局势更不可收拾。还有一个问题，刚才也有老师说应该坚持用法治的方法来解决香港的问题，有些民间的诉求也是希望从法治的方法解决问题，比如要求特首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去找出冲突的真相。现在特首好像不认同成立委员会，你们觉得这是不是我们行政长官的一个责任？谢谢。

韩大元：今天我们很多专家都谈到了如何回到法治。第一个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国家的统一、尊严和安全是“一国两制”的根本出发点，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把国家安全、统一作为国家首要的任务。我们讲“依法治港”，用法律来治理香港，这就意味着要通过法治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主权，始终维护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始终要保障基本法赋予香港市民的权利和自由。这是我们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

第二，当国家面临一些情况的时候，按照国际的惯例和法治一般原则，在法律中，对一些可能出现的情形，都做了预防性的制度规定，或者法律规定。刚才你谈到的这个问题，首先，香港有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包括香港立法会通过的700多个条例，有《基本法》，有原有保留的法律，还有全国人大通过法律程序列入附件三的全国性的法律，我们认为法律是很完备的。第二，《驻军法》第14条明确规定了制度性安排，如果特区政府必要的时候，请求中央人民政府，请驻港部队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请求权是特区政府可以行使的，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以后，可以派出驻军人员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同时，《基本法》第18条第4款也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这是宪法和基本法明确规定的权力，它既有判断权，同时也有决定权、宣布权。但是这个权力的行使，根据《基本法》第18条第4款的解释，从学理上来说，它有法律的标准，一个是发生了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二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情况下，根据《宪法》和《基本法》第18条第4款，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宣布紧急状态。根据《驻军法》相关规定，驻港部队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履行职责。这是法律上的规定。

至于刚才这位记者问的，这个规定的实施会不会造成“一国两制”的失败？我个人认为，“依法治港”的应有之义，就是通过法治来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以及香港的繁荣稳定和香港市民的权利和自由。如果出现法律规定的情形时，有严格的法律程序。所以我们强调法治、回归法治，通过法治来解决香港面临的问题，这是我们唯一的途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35年前，邓小平先生曾经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代表团谈话中说过，中央有权在香港驻军，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一下，即使有了动乱，也能及时解决。35年前制定《基本法》的时候，很多规定是个预防性的制度，我们要这样理解这个条款，它是学理上的立法原意之一。

关于独立调查委员会，法治是核心的价值，我们回应任何一个诉求，解决任何社会的争议，首先看法律上有没有相应的机制和程序。按照法治的理念，我们要充分发挥已有的法律规范资源和制度，当我们的某一个制度或某个规范无法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再选择看有没有更好的制度安排。根据我的了解，监警会已经开始运作，也受理了一些有关的投诉。大家也关注一下监警会，这是香港一个有特色的制度，要看看它的效果，对正在运行中的制度要保持信心，发挥它的功能。这是我的理解。

中国日报记者提问。

中国日报记者：有人认为，目前示威者的行为是通过违法的手段来表达合理的政治诉求，是一种正当的“公民抗命、违法达义”，请问各位专家对这个观点有什么评论？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何俊志。

何俊志：在我们的观察当中其实也发现，这次运动当中的确是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一些人用了“违法达义”的概念，其实还远远不止这样一些概念，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试图把暴力行为进行合法地包装。

如果从真实的规范学理去推，这个概念是推不出来的。我个人也在想，这样一个明明推不出来的东西，为什么还有人相信？提供两点供大家参考：

第一，根据我的查阅，我发现其实早在2011年前后就已经有一些搞理论的人试图做这个事了，因为当时他们就提出了一些类似的概念，后来又出现了“公民抗命”这样一些说法，包括你刚才说的“违法达义”。而且，在2014年非法占中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已经试过这样一些概念的效果。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可能他们一直有人在做理论的准备和前期的演练。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它是明显不具有道德正当性的概念，为什么还是让有些人相信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这个概念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个联想，就是在理论上与一些正当的“公民不服从”理论联系起来，给人一个暗示，他就是在做“公民不服从”的运动。如果我们严肃检讨一下“公民不服从”理论的话，这个理论的出现有一系列的要求，有非常高的条件，其他的条件我就不多讲，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条件是最必要的。第一，你只能针对已经存在的不合理的法律或者政策。第二，只能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进行。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概念，其实就做了一个明显的偷换概念，用“违法”来掩盖了暴力，客观上鼓励了暴力行为的产生。

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从理论上讲，不管是国际学术界还是香港本地的主流理论界，也没有接受这样一套说法，而且我注意到，2018年香港本地的法院针对“违法达义”有个判词，主要依据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两个要件，其实一个都没有满足，第一是要针对已经存在的不合理的法律政策，第二是只能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展开，所以理论上是没有办法展开的。香港本地的司法实践已经在现实当中把这个否定掉了。所以，他试图做这样一个正当性的论证，但是这个论证理论上不成立，实际上已经被否决了。今天出现的有些暴力行为明显是受这样一个概念的影响，所以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在理论上把它澄清。

第二个，我非常同意刚才几位的看法，还是要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来，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