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微信公众号“政知道”（upolitics）8月2日文章

八一前夕，7月31日的《新闻联播》披露，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推进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举行第十六次集体学习。

在这条重要消息的通稿中，单独提到了一位少将的名字，即为政治局“上课”的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谭亚东：“谭亚东同志就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作了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

文内图片均来自该公众号

履新一年后为政治局“上课”

公开资料显示，谭亚东长期在军事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曾任军事科学院作战理论与条令部室主任、副部长，2013年晋升少将军衔。去年6月，媒体披露称其已经履新担任军事科学院军事法制研究院院长。

军事法制研究院具体负责什么工作？为何这个研究院的院长可以登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台”？

这还要从2017年军事科学院实现新的调整说起。

军事科学院是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军事学术研究机关和科学研究机构，自1958年成立以来，军事科学院已经走过59年的发展历程。本轮军改中，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三大军事院校在2017年夏天完成新的调整组建。当年7月，新调整组建的军事科学院成立大会在八一大楼举行，习近平曾授军旗、致训词。他表示，军事科学院是全军军事科学研究的拳头力量。此前军事科学院内部人士曾评价认为，新的军事科学院就是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中国工程院在军队的集合体，是全军科研的“航空母舰”。

而谭亚东所在的军事法制研究院，承担军事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研究任务，参与相关立法研究起草工作。“军事法规制度是依法治军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根据该研究院领导介绍，研究院致力打造成军事法学研究的国际知名机构、军事法制研究的国家权威机构、军队法治建设的综合研究智库、军事法制科研的协同创新中心。

除了军事法制研究院，新调整组建的军事科学院还下辖战争研究院、国防工程研究院等共8个研究院。它们各司其职，例如国防工程研究院主要承担着全军国防工程和全国人防工程科研论证、勘察设计、技术审查等任务，被誉为构筑“地下长城”的幕后英雄。

改革和法治犹如“鸟之双翼”

谭亚东的研究领域——法治和军队改革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政知道注意到，在军事科学院实现新的调整组建后不久，2017年11月，军报以军事法制研究院的名义刊发《谱写军事法制研究新篇章》一文。文章明确：

强化推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相关政策制度研究。改革与法治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只有坚持用法治保障改革，才能确保改革步调一致、行动高效有序。应着眼巩固前期改革成效，按照突出重点、急用先立的原则，抓紧研究改革急需、备战急用的法规制度，为推动实现治军方式“三个根本性转变”提供有力的法治保证；深入研究以精准为导向、以效能为核心的军事管理革命法制建设需求，探索提出军队战略管理活动的制度配系与流程规则，重点研究面向未来新技术形态、战争形态、组织形态的新型军事管理制度体系，以及未来军事力量体系建设运用的组织模式、运作方式和制度安排，为最大限度发挥新体制的优越性、保证改革强军达到预期效果，提供理论支撑和引领。

而上述种种，也正是此次推进军事政策制度改革的要义。

在去年召开的中央军委政策制度改革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推进军事管理政策制度改革，创新战略管理制度，构建军费管理制度，加强军事资源统筹安排，推进法规制度建设集成化、军事法规法典化，推进军事司法制度改革，形成精准高效、全面规范、刚性约束的军事管理政策制度，提升军事系统运行效能，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

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也曾在记者会上回应军事政策制度改革：形成基于联合、平战一体的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形成聚焦打仗、激励创新等的军事力量建设政策制度；形成精准高效、全面规范、刚性约束的军事管理政策制度。

政知道注意到，提及军事政策制度改革，军地联合在多个场合被强调多次。

习近平在几天的集体学习中再次强调，军事政策制度改革是军地双方共同的任务，要增强全局观念，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形成一盘棋，拧成一股绳。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一如既往把推进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作为分内职责，把该担的责任担起来，把该做的事情做到位。军队要主动同中央和国家机关搞好沟通协调，及时通报工作进展，精准提出任务需求，齐心协力把军事政策制度改革落到实处。

吴谦在此前记者会上曾强调，推进军事政策制度改革是军地双方的共同任务，需要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关心支持。军队将加强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合力落实好担负的改革任务。

（撰文 | 薛离）